儲殷（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
在日前結束的由北京市團委主辦的全國大學生**聯賽辯論賽總決賽中，有一場辯論吸引了我的關注，那就是對於冒犯性的表演是否應予寬容的問題。在今天已經相當文開放自信的中國，主張寬容的一方毫無疑問地佔據了優勢，但是這場精英高校之間的辯論卻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
在乙個文明的社會，儘管人們通常並不認同那些冒犯性的表演，但是卻大多會對那些對於這些表演激烈批評的言論更不敢冒。這是因為，人們通常會將這些批評視為對言論自由或是表演自由的一種侵犯。問題在於，人們會通常會忽視，對於批評的激烈批評，本身所可能引發的風險。
那些呼籲社會抵制冒犯性表演的言論，本身有沒有存在的權利呢？那些對於冒犯性表演過於偏執、狹隘甚至粗魯的批評，本身是否應該與他們所批評的物件一樣，享受言論自由的保護呢？我們的言論自由究竟指的是什麼？
它意味著不能批評、不能抵制、不能檢舉、不能控訴嗎？
正常來說，只要乙個主體，它不是**管理部門，它不是運用行政權力，而是以自己的立場來發聲，來批評。那麼不管這種言論有多麼的偏執、可笑甚至狹隘，它都有權力發出聲音，表達自己的觀點。被批評的物件是否接受批評，甚至道歉是自己的選擇，只要它不是任何**部門、管理機構施壓的結果，那麼任何一種選擇都是體現言論自由的行為。
儘管有的批評者會號稱要舉報、揚言要告狀，但是如果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任何的**部門受理過它的舉報、支援過它的要求，就不能把被批評者懾於可能的舉報而做的道歉視為言論自由或是表演自由遭到侵害的證據。就好像，有人看了《道士下山》揚言要去投訴詐騙，有人看了《小時代》要去投訴帶壞小孩一樣。他並不一定會引起公權力的介入，其實被批評者完全可以無視「低俗」、「爛片」的惡評，繼續我行我素，就好像郭敬明、陳凱歌一樣。
言論自由、表演自由從來不是說不得的自由，如果任何藝術家要運用這一自由來挑戰社會的價值觀，他就要做好遭遇嚴厲批評的準備，這是行使自由的合理代價。這種批評也包括舉報、檢舉與控訴，只要它沒有最終轉化為國家權力的干預，它就仍然只是批評的一種。說實話，陳凱歌的《道士下山》的確對道教的聲譽構成了影響，如果道教的有關人士對其提出批評、檢舉甚至訴訟，其實也未嘗不可。
當然這種檢舉與訴訟在今天的中國法律體系下，的確未必能夠獲得法律的支援。但是法律賦予的言論自由度的權利與社會擁有的批評的權利是並不衝突的。在許多時候，蠻橫而偏執，小題大做甚至借題發揮的批評，同樣具備一定的社會價值。
如同所有的表演都未必是陽春白雪，所有的言論都未必是值得肯定的一樣，也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理性溫和的。事實上，相比於其他言論，批評更可能失之於偏激、狹隘與鄙俗。如果說，對言論自由的保護重點在於保護那些不受歡迎的言論，那麼對於批評的寬容與保護可能更應該引起所有呼籲保障表演自由、言論自由的人的高度重度。
當低俗的表演遭遇了低素質的批評時，我們可以批評低素質的批評者，但是卻必須肯定他們批評的權利。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言論自由更接近於乙個法律概念，它強調的是，在言論沒有造成即刻而顯著的威脅下，言論（也包括表演）不受國家公權力或是社會暴力的壓制。但它不保障，這些言論在社會中有權利免於批評與抵制。在乙個日趨價值多元的社會中，將「言論自由」這一法律制度價值化，會面臨一種風險，那就是讓法律上的有權，變為道德上的應該。
若真如此，則社會主流價值會因為言論自由而消解的危險。如果有人會認為，真、善、美這樣的主流價值，永遠會佔據社會的主流，那麼他顯然低估了這個去價值的後現代的消費社會。在乙個《小時代》、能夠獲得上億票房並以此洋洋自得的時代，社會公眾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有義務捍衛自己的主流價值。
這些公眾未必總能提供優雅的批評，他們的批評也通常充滿了偏見，但是與那些離經叛道的表演自由一樣，他們同樣擁有發聲的權利。在乙個成熟的社會裡，我們要寬容爛片的冒犯，我們同樣要寬容公眾對於爛片的不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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