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說對了。許多公民對在居民區中間建立一條公路以減輕該地區交通堵塞的建議感到非常憤怒。甘迺迪同意撤銷該建議，並與公民一道重新選擇方案。
這樣就開啟了社群授權的大門（將官僚權力放到公民的手裡）。起先，城市規劃者同意一種備選建議必須獲得社群的認可。後來，又同意與社群團體一道重新起草整個規劃。
「我們完全是從頭至尾重做整個規劃。」負責整個過程推進的市行政官助理麥可·蒙蒂思（michael monteith）說。
規劃者們非常吃驚；結果比他們以前做的更富創造性。當社群與你有同等的發言權時，就得真正地對規劃事項進行認真思考，解決如何滿足大家要求的問題。這就是需要創造性的時候。
但過了不久，社群又抱怨說，市政控制仍然過多。規劃者們定下規劃的日程；發現問題，然後召集所有的權益相關者。社群也需要這種權力。
「經歷問題的人是社群，而不是市政職員。」甘迺迪說。
以乙個居民區為例，該區的一條公路日車流量達3000臺。我們的交通工程師說，這沒問題：這條路就是建來解決交通問題的。但對於社群來說，每日3000車輛的噪音實在太可怕了。
因此，漢普頓市決定讓社群發現問題，並確定自己欣賞的解決辦法。這就引起了另乙個不同的問題；權利已經太過於轉移到社群手裡。「他們發現問題，然後把解決問題的辦法給我們寄過來，並說照此執行。
」肯迪尼解釋說。市**成了「壞孩子」,它告訴社群，說其解決辦法花費太高，或者因為這對該市的其他地方有消極影響，所以不能使用。
於是，該市再次改變了程式。「現在，」肯迪尼說，「我們對社群說，『同意你們所發現的問題，那麼，讓我們作為合夥者參與規劃過程吧。』」
試析：1、分析漢普頓市公民參與城市規劃的模式與傳統做法有哪些不同？
2、漢普頓市城市規劃的制定是怎樣體現民主性和科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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