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我沒料到，2023年3月，由我策劃編輯的《文化苦旅》，會成為一本頂級暢銷書，不但使余秋雨成為大眾文化名人，而且圍繞著書和人還鬧出那麼大的動靜。
《文化苦旅》開始是在《收穫》雜誌開的專欄，在圈子內有一定的影響。雖然我對余秋雨的文章一直抱有好感，但我當時的出版興趣不在文學上，所以也就沒放在心上。此後，南方的一家出版社曾向余秋雨約稿，只是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遊地賣的小冊子，因此，他們提出要刪掉部分內容。
余秋雨非常不高興，就委託《收穫》副主編李小林幫他收回稿子。
隨後，上海文藝出版社也願意出版此書，但只能放到該社已出版多年的散文叢書中。余秋雨又不太願意，他認為，散文叢書參加的人太多，而且開本太小，顯得小氣。一次，我去余秋雨在龍華的家，他專門同我談起這件不愉快的事。
我說，把稿子給我吧。當時他的書稿扔在書房角落裡，像一堆廢紙，有雜誌的影印件，有他手寫並修改過的，還有幾塊內容用糨糊貼上的，稿子上滿是那家出版社各種色筆畫畫改改的痕跡。
我拿到稿子後，首先請出版社一位已經退休的老編輯，用統一的稿紙，全部工整地抄寫清楚。然後，我抓緊認真閱讀全書。我的感覺是，作為散文非常好讀，而且關注歷史大事件，富有細節美。
余秋雨很有說故事能力，每一篇散文裡都有乙個故事結構，故事簡單，脈絡清晰，讓閱讀者順此脈絡進入，輕鬆有趣。這恰恰符合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再加上他獨特的文字表現力，自然就會擁有讀者。
我很看好這本書稿的前景。
當我正式向余秋雨提出出版《文化苦旅》的決定時，他有點驚訝。我認為書的內容不夠，需要補寫和充實。余秋雨又補寫了一些篇章，如《風雨天一閣》等，書稿從18萬字增加到23萬字。
暢銷我們決定作為本社重點圖書立項和運作，出版形式決定以精裝本為主。在當時出精裝本是出版社給作者一種高規格的出版禮遇。
《文化苦旅》出版首發儀式在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舉行。當時首發儀式也是新鮮事，一般不這樣興師動眾。五十多家京滬**集中採訪報道。
不出三個月，首印的一萬冊就售罄，趕快加印一萬冊。隨後，在近五年的時間內，我們在全國通過組織書評、新聞報道、讀書隨筆等各種形式的**報道，約有數百篇。隨著**傳播的不斷擴大和公升級，銷售也快速拓展，《文化苦旅》漸露暢銷書面目。
更有效的是口碑營銷給《文化苦旅》帶來了聲譽。多名作家、教授、學者的書評及推薦，使《文化苦旅》進入更有效的口碑營銷階段。當然，這些書評文章有自發寫的，也有些是我們組織寫的。
同時，我們還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各種形式的簽名售書、講座報告會、見面會及讀書活動等。
《文化苦旅》真正保持長期暢銷是進入了學校，尤其是中學。在營銷過程中，我們敏銳捕捉到乙個重要的資訊，有的中學，不少學生寫了《文化苦旅》讀後感，有的還把文章寄給我，希望我幫助修改和提意見。許多中學語文教師特別喜歡《文化苦旅》，他們除了自己讀，而且還把《文化苦旅》列為學生課外必讀書。
有了這個市場需求，我們及時把營銷的重點調整到教育部門和學校。首先，我們利用多種渠道和影響力，向教育部門推薦，《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順利被選入各類語文教材。上海崇明中學、浙江嘉興中學等成立了《文化苦旅》讀書會，定期交流閱讀心得，寫讀書筆記。
隨著學生的喜歡，一代一代學生就成了穩定的購買群體。
接著連續幾年，《文化苦旅》就遭遇鋪天蓋地的盜版，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之外，都是盜版書的市場。為了能遏制盜版，我們甚至向上海市公安局報案，上海市公安局專門組織了多人專案小組，奔赴各省市調查破案，收效甚微。
當然，在《文化苦旅》受市場追捧時，也有人批評《文化苦旅》過於煽情，語言太甜等。但《文化苦旅》擺脫了傳統散文過於瑣碎的寫作視角，它的文字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台灣爾雅出版公司出版的台灣版《文化苦旅》也十分暢銷。
其後，我曾約過幾位當今一流的學者，試著寫文化大散文，但都沒有成功，最後，他們都一致表示，這是屬於余秋雨的能力。在《文化苦旅》成功的基礎上，我們正式提出「文化大散文」概念，推出「文化大散文」叢書，獲得了不錯的市場效果和影響力。
交往我與余秋雨認識於2023年的冬天。我是讀了他送的《戲劇理論史稿》後，才了解他的。以後，又相繼讀了他的《中華文化史論》和《藝術創造工程》。
這些書也為他在學術圈內贏得了聲名。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余秋雨以中青年學術尖子的身份，開啟仕途。並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先後出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
在院長任上，余秋雨人性化的管理，曾獲得師生們的追捧。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余秋雨事業和仕途的上公升期，也是他人生的低潮期。那時，他單身一人住在龍華乙個簡陋的兩居室內。他經常出差，每逢大雨，樓上衛生間漏水，房間就水漫金山。
經常是他的朋友幫他解決這些瑣事。有一次，他的鄰居朋友葛朗只能借了一把工程用的長竹梯，從視窗翻越進去，差點被人當做盜竊者。余秋雨在這裡完成了《文化苦旅》大部分篇目的寫作，尤其是其中的《家住龍華》，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初期，余秋雨以文化名人和局級幹部的雙重身份，獲得了市裡給他配新居的機會。至於新家位址的選擇、新家的裝修風格等大事，他也喜歡聽聽我的建議。他搬家後，我們成了鄰居。
因此，只要他在上海，我們基本一周要聚幾次。去的最多的是淮海路南鷹飯店，飯店老闆是余秋雨的粉絲。只要同余秋雨一起吃飯，不需我點菜，他喜歡點菜，我們喜歡吃什麼都已經知根知底，當然，主要是他埋單。
那時候，他的稿費已經相當可觀，除了大陸的，還有台灣付的版稅，他已經是文化人中比較有錢的。
那時我們有什麼重要的事都互相商量，我們之間的信任度很高。比如，黃梅戲《紅樓夢》版權和署名權之爭，並由此引起的法律訴訟等。爭辯雙方，一方是余秋雨，另一方也是我尊敬的文化名人，所以，我基本是盡量疏通並勸解為主，不主張法律訴訟。
當時，確實有一些**時不時地刊登批評余秋雨的文章，這讓他既苦惱又無奈。我曾經出面與**及文化界重要人物進行溝通和解釋，協調他與**之間的關係。為此，我還專門找過一些上海主流**的領導，希望他們能出面協調，愛護上海的文化名人，事實上，上海的**對他的態度確實友善多了。
這段他最困難時期，是我陪他共同度過的。當然，我在2023年曾想調往廣電系統工作，他也非常支援我的選擇，並向廣電局主管領導推薦，廣電局馬上就要我過去擔任重要職務，但後來因為自己的原因，我放棄了。
由於我們的關係好，他經常不在上海時，許多事情都拜託我幫他打理，不少人誤以為我是余秋雨的出版人兼經紀人。其實，我只是給好朋友無償幫忙。在當時我們都還是靠薪水和稿費吃飯，無甚奢求，交往很單純。
後來隨著他事務的不斷擴充套件，他不好意思讓我再義務幫他料理那些雜事，就聘了金克林做他的助理。
我們那幾年一起出遊過新疆、大連、杭州、北京、常州、蘇州等許多地方，也曾想一起做幾件大事。尤其是我們共同策劃的《黑白世紀》影象庫專案的建立和運作，曾令我十分心動，我甚至準備為此而選擇辭去副總編輯職務，幹一番事業，後來，因資本方的變卦，專案夭折。另一件事是，余秋雨曾受時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陳昕先生邀請，寫《上海文化史》一書，余秋雨希望我能與他合作撰寫，為此，我還同陳昕先生有過幾次交流。
可能是到了2023年代接近後期，余秋雨忙起來了，寫作計畫也就擱置了。 2023年春節的年初四晚上，我會見北京朋友後回家，在院子門口碰到了余秋雨和馬蘭，他們邀請我一起在寒夜裡放了近乙個小時的煙花爆竹。想不到，第二天凌晨我就胃出血住院了。
住院期間，余秋雨和馬蘭還專程到醫院為我送飯、看望我，並說了很多文藝圈的笑話和八卦，為我解悶。
我們之間這種朋友式交往，一直延續到2023年代後期他娶馬蘭後基本結束。其間，我曾參加了他與馬蘭在徐家匯上海第六百貨樓上的乙個酒家舉行的家宴式婚禮，除了余秋雨的家人，還有幾個朋友。
2023年春天，我受上海市委宣傳部指派，去黨校學習；2023年，我被公派去澳大利亞讀書和考察。回國後不久，我也從東方出版中心離職。此時，余秋雨的社會知名度一路高漲，活動的空間也從文化範圍擴大到許多新的領域，我們之間的聯絡也就逐漸稀少了。
誤解《文化苦旅》出版後一段時間內，我能感覺到，也經常從一些朋友口中聽到，余秋雨對《文化苦旅》的早期稿酬不滿意。
上世紀90年代初《文化苦旅》出版的時候，大陸還沒參加國際版權組織，基本還沒有實行版稅制，只是按字數稿酬加印數稿酬方式支付。我們是以千字30元加印數稿酬的標準向余秋雨付酬的。這個標準我無法說是最高的，但確實在當時是屬於比較高的，再加上出精裝本，余秋雨當時也是滿意的。
隨著《文化苦旅》的持續暢銷，余秋雨逐漸表現出對稿酬的想法。作為這樣一本暢銷書，沒有拿到豐厚的收入，作者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換作是我，也會有這種想法。
但是，以多年後暢銷的現狀，去比照多年前的收入，是不恰當的。
事實上，《文化苦旅》出版前，誰都沒把它視作暢銷書。暢銷是出版多年後，在出版社、**及許多人的合力營銷和市場培育下的結果。儘管如此，在2023年，《文化苦旅》出版三年半後，我向出版社提出，應該把《文化苦旅》付酬方式改為版稅制，領導也採納了我的意見，改為8%的版稅支付標準，並一次性追加支付五萬元人民幣作為對前幾年稿酬的補償。
這樣一種改變，我至今不知余秋雨是否滿意。因為，我們關係比較好，一直沒就此事有過交流。我離職後也就再無關注。
今天來看，作為出版方做的不妥的是，沒有及時改變付酬方式，而改版稅時，8%顯然沒有到位，10%是比較合理的比例（據說幾年後，改為10%了）。我能理解，作者看到市場鋪天蓋地的《文化苦旅》在賣，與自己得到的收益不匹配，會產生心理的不平衡。但其實這鋪天蓋地中有不少是盜版。
盜版讓出版社和作者都蒙受損失。
另外，《文化苦旅》除了可觀的直接經濟收益外（至今已暢銷二十多年），還產生了巨大的無形資產和品牌收益，可以說，《文化苦旅》給作者帶來強大後勁的蝴蝶效應，這個收益遠遠超過一本書的直接收益。《文化苦旅》不但是上海知識出版社和東方出版中心歷史上最暢銷、社會影響最大的圖書之一，還先後獲得了「上海市文學藝術成果獎」、「全國密鑰匙圖書二等獎」、「上海出版一等獎」、「台灣金石堂書獎」等重要獎項。正是由於《文化苦旅》的影響力，拉動了余秋雨其他圖書的全線暢銷。
後來，余秋雨的《山居筆記》出版時，我也沒再爭取，一是我的出書原則，基本只出作者的第一本書，跟風不是我的風格。其次，余秋雨已經身價很高，今非昔比，我怕滿足不了他的要求，反而影響朋友的感情。
整個《文化苦旅》專案的運作，在我屬於職業行為，當時，我擔任上海知識出版社的常務副總編輯，出版社曾就此專案的成功運作，給我一次性獎勵，金額是500元人民幣。
前幾年，有不少朋友告訴我，余秋雨要封筆了。但我從不相信余秋雨的封筆宣言。事實上，余秋雨號稱封筆已經多次，但從沒有封住。
理由很簡單，如果他放下了筆，也就意味著他放棄了與社會最本質的聯絡。時至今日，書店書架上不依然擺滿著他不停出版的書嗎？但面對這琳琅滿目的圖書，我堅持認為，《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所有書裡寫得最好的書，因為真誠。
文化苦旅余秋雨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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