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企業做大做強的最大阻力在於體制和制度的滯後，最大的動力也唯有依靠體制和制度的不斷創新。
制度的重要性
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把制度定義為「博弈規則」，認為「制度就是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也因此成為塑造經濟、政治與社會組織的因素結構，它包括了正式規則(憲法、法律、規定)與非正式的限制(慣例、行事準則、行為規範)，以及上述規則與限制的有效執行。」①
談論制度的重要性，乙個典型的例子是辛向陽在《誰能當中國的企業家？》中提到的乙個「分粥的故事」。說是有7個平等的人組成的小團體，他們想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每天的吃飯問題――要在沒有計量工具或有刻度的容器的狀況下分食一鍋粥。
大家試驗了不同的方法，發揮了聰明才智，多次博弈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大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制度1：指定乙個人負責分粥事宜。很快大家發現，這個人為自己分的粥最多。
於是又換了乙個人，結果總是主持分粥的人碗裡的粥最多最好。阿克頓的結論是：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制度2：大家輪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這樣等於承認了個人為自己分粥的權利，同時給予了每個人為自己多分粥的機會。
雖然看起來平等了，但是每個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飽而且有剩餘，其餘六天都飢餓難捱。大家認為這種辦法造成了資源浪費。
制度3：大家選舉乙個信得過的人主持分粥。開始這位品德尚屬上乘的人還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他開始為自己和溜鬚拍馬的人多分。
結果導致大家都挖空心思去討好他，賄賂他，搞得整個小團體烏煙瘴氣。
制度4：選舉乙個分粥委員會和乙個監督委員會,形成監督和制約。公平基本做到了，可是由於監督委員會常提出各種議案，分粥委員會又據理力爭。
這樣互相攻擊扯皮的結果是，效率低下――等分粥完畢時，粥早就涼了。
最後，最簡潔、高效、公平的制度5終於產生了：每個人輪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個人要最後乙個領粥。令人驚奇的是，在這個制度下，7只碗裡的粥每次都是一樣多，就像用科學儀器量過一樣。
因為每個主持分粥的人都認識到，如果7只碗裡的粥不相同，他確定無疑將享用那份最少的。
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制度創新對於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極端重要性，也看到了好制度與壞制度將可能導致結果上的巨大差距。
制度的重要性不光體現在「分粥」這樣微觀的事務管理中，而且在整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巨集觀層面的重要作用。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2023年在接受《南風窗》記者採訪時，提出了制度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的觀點。他認為：「在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動的今天，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麼呢？
是制度，是決定市場交易規則環境、保障私人產權的制度：哪個國家能提供最有利於市場交易發生的完善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保護個人產權，有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約執行架構，它就會在國家間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那個國家就更能從事高利潤的經濟活動，不用靠賣苦力。」
什麼樣的制度是有效率的
就像前面提到「分粥的故事」那樣，制度有正功能也有負功能，有高效率的也有低效率甚至無效率的。
按照諾斯的觀點，有效率的制度至少應當包含這樣兩個基本特徵： 其一，「有效率的制度能夠使每個社會成員從事生產性活動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護，從而使他們獲得一種努力從事生產活動的激勵。」這樣的制度應能夠最大限度地消除人們「搭便車」的可能性，所謂「搭便車」，即「你投入，我收益，如聯產承包前的集體主義大鍋飯」；其二，「有效率的制度能夠給每個社會成員以發揮自己才能的最充分的自由，從而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潛力得到最充分的發揮。
」即「除非乙個人的生產經營行為同時滿足如下三個條件，否則便不應當受到任何限制：（1）他的生產經營行為具有明顯的外部效應；（2）這種外部效應對別人的法定權力構成了侵犯；（3）由於交易成本極高，因此這種利益衝突還無法通過市場自由交易的方式來解決。」
相對於有效率的制度，無效率的制度通常具有與之相反的兩個特徵：其一，「它不能夠使每個社會成員從事生產性活動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護，不能使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趨於一致，從而它不僅不能鼓勵人們的生產性活動，而且還鼓勵人們的搭便車等損人利己行為。」乙個典型的例子是「公地悲劇」，「在牧場公有的條件下，每個人都有過度放牧的動機，而卻沒有為維護牧場而投資的動機。
」其二，「它也不能給予每個社會成員以從事生產活動的充分的自由」；「同時，既然廣大社會成員的自由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那麼一定是存在著某種凌駕於社會大多數人利益之上的特殊權力集團，而這種特殊權力的存在又必然會誘發大量的尋租行為，把大量的資源引入尋租領域，從而降低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③
「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談論制度是否有效率，不能孤立地止於制度的本身。乙個制度是否有效率，除了與制度本身的優劣，還與制度所處的環境是否有利於制度的作用發揮有很大關係。
諾斯將制度分為三種型別，即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和這些規則的執行機制。「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礎上有意識地設計和供給的一系列規則，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到具體的細則，最後到個別契約，正式制度具有強制力。非正式制度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由價值信念、倫理規範、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組成」。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非正式制度中處於核心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節約認識世界費用的有效工具」，「當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得與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協調一致時,它可以節約制度執行成本並減少變遷的阻力」。也就是說，「正式制度只有在社會認可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④可見，有效的制度必須依靠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制度執行機制，包括制度環境的有機統一。
這也就是為什麼從一些發達國家盲目引進一些「先進制度」，但是到發展中國家或者其他發達國家卻難以生根開花的原因。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認為，「從歷史上國家興衰的歷程看，經濟上成功的往往不是那些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而是擁有各種各樣能激勵創新突破的制度——從產權保護制度到合約執行機制的國家（或地區），而那些在經濟上不那麼成功的國家（或地區）則缺少這些制度。換言之，乙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質量從根本上決定了其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決定其競爭力的高低。而且，如果這種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話，還可以克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不足。
早期的荷蘭、英國以及後來的中國香港、新加坡就是最好的範例。
「中國的歷史和西方國家發展的經驗已經證明，一切現代化如果沒有制度的現代化，都是事倍功半、捨本逐末之舉」（陸地）作為既沒有資源優勢，也沒有資本優勢的中國企業，要想提高競爭力，實現後發制人而不制於人的願望，唯有不斷創新體制、制度，不斷解放思想，解放那些束縛企業發展的制度和體制羈絆。既要拿出當初經濟改革時期「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那種敢於創新的勇氣，也要淡化過於強調意識形態屬性和不敢放開產權市場，不敢用經濟手段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僵化觀念。只有在體制和制度上實現較大突破和創新，建立起乙個更加高效的制度環境，中國企業才能真正做大做強，才會大有希望。
對中國企業文化發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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