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革命，一場血淚，一場矛盾
俯仰之間，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那是革命與戰爭的五十年，無論是對於世界，抑或是對於中國。辛亥革命便是那段血雨腥風的歷史的開始。一直以來，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發動的辛亥革命總得到強烈的認可，無論是我們的教科書，我們的官方意識形態，抑或是社會上的普遍觀點，我們認為這是一場勢在必行的革命，救民於水火的革命，也為革命最後的功敗垂成而扼腕嘆息，嘆革命黨人的軟弱妥協，恨袁世凱盜竊了革命的勝利果實。
在我們眼裡，辛亥革命一直被視為乙個點而不是乙個過程。自辛亥革命後，標榜愛國、民主和正義的激進洪流便勢不可擋，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它開啟了關閉激進主義洪流的那扇門，但是每一次運動的背後所付出的代價相比之下卻無足輕重，這其中也包括辛亥革命。
可以說以往的任何講述革命的影視作品，都離不開上面的主題，從而一直都充斥著強烈的正反對立，主旋律式的劇情，影視作品和政治教化和政治宣傳合為一體。最近的《十月圍城》毫無疑問有著傳統的主旋律式的色彩，卻也讓我看到了少有的一抹亮色。
以往任何講述革命或激進運動的電影，無一例外都是讚美革命的，而且電影的視角無非都是集中在革命的領導人身上，少數偉人的英明決策和叱吒風雲。但是《十月圍城》的焦點是屬於底層的平民，不是英明神武的偉人們，底層民眾的選擇和付出才是電影所關注的。正因為如此，革命的更多細節得以披露。
生命的價值與革命是天平的兩端，《十月圍城》就是這部衡量的天平。
《十月圍城》視角的轉變提高了電影的可解讀空間，革命主角從偉人到平民的轉變，使我們能夠更深的去了解什麼是革命。革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群眾運動，這是革命的主體。但革命的主體並非僅僅是無數個人簡單的相加從而形成的集體運動，簡單的個人不通過引導和組織，是不會形成集體力量的，因此對於革命主體的討論，僅僅停留在無數個人這一現象是沒有意義的，他們為什麼會產生集體行為，這才是重點，而導致集體行動產生的力量，才是真正意義上革命的主體。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他們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呢？或許大家已經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再熟悉不過了，因為有人早已給出了回答：因為政治上的正確，通俗的說就是：
孫中山的暴力革命是正確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時代潮流的。但是這個世界並非只是簡單的按照政治標準而劃分善惡，而把人民單一的歸納為某一群體也只是**問題上的偷懶，無助於我們更好的去理解這個現象。試問，他們都能理解革命的目的和他的綱領嗎？
《十月圍城》中，沈重陽、夥伕阿
四、小販王復明、流浪漢劉郁白、被通緝的軍人方天和他的女兒方紅等人，他們都是因為理解了同盟會革命黨人才選擇了義舉嗎？正如後面乙個情節所講的：阿四告訴他的未婚妻阿純，他明天要去保護乙個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卻不知道那個人究竟是誰，可見，政治上，他們都是政治上無知的普通人，在當時香港是如此，在中國大陸更是如此。
單單是政治上的動員，是無法發動一場運動的，因而僅僅是政治上的正確性是無法成為革命的主體。
《十月圍城》中的人物在訴求。通過訴求，我們往往能知道他們究竟為了什麼。
曾經的將軍方天，戰爭失敗，清廷向聯軍妥協，方天由於協同義和團，因此被清廷通緝，逃亡香港，而方天的願望便是以合法的身份回故鄉。而當方天死後，方紅的訴求則是為父報仇。小販王復明，是乙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但是他的正義感除了來自自己的感性判斷之外，還有他對俠義人士的崇拜，願意惟命是從。
流浪漢劉郁白，他受到商人李玉堂的知遇之恩，願意報答李玉堂。夥伕阿四，他的訴求就是——老闆滿意我就開心了，是一種很純真的主僕之間的效忠紐帶。沈重陽的願望則是為自己以往的過失贖罪。
這些訴求，本質上都是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但又都是鄉土的，樸素的。雖然他們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離不開我們的傳統社會的情結。阿四對李玉堂的效忠不亞於臣民與皇帝的關係；王復明和劉郁白，則是一股強烈的「士為知己者死」的氣息；方天和方紅，表面上是恩怨情仇，實際上對故土的眷戀才是他們的最大的動力；沈重陽希望能夠做會乙個爸爸該做的事；甚至是維護清廷的閻孝國，恪守「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倫理，即使是面對陳少白這位他眼中的「叛黨」、「敵人」，師恩的遠遠高於政治利益上的生死，讓他放走了其關鍵作用的陳少白。
這種鄉土情結，這種傳統觀念，它們並非為了革命而生，然而在革命當頭，它們確能夠為革命凝聚力量，或者說革命黨人利用了這股力量，而不是他們通過政治宣傳而產生的群眾依附，比起後面這股力量，前者不可謂不強大。所以傳統觀念才是革命的真正主體，是傳統觀念讓他們做出了這番生與死的選擇。
而孫中山的辛亥革命，目標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取消帝制，然後建立新政權之後進行西方的政治經濟改革。在陳少白和閻孝國之間的爭論中，陳少白認為封建等級和封建等級最大的象徵——帝制，是導致國家衰弱的原因。暫且不討論這種結論是否正確，如果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將封建秩序連根拔起，那麼辛亥革命後中國長時間的混亂和痛苦（1911——1949）或許已經有了它的必然性。
曾經有過這麼乙個哲學的悖論：上帝會創造出一塊他自己也搬不動的石頭嗎？同樣的悖論是，革命會為了它的宗旨而毀滅了自己嗎？
事實上，革命所針對的物件便是它自己，它的主體，它所要推翻的，恰恰是它賴以發動的價值觀，根深蒂固的社會理念，帝制所要求的君君臣臣，恰恰是傳統觀念的一部分，倫理等級向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帝制的存廢，牽一髮而動全身。事實上，上帝是聰明的，對於那個他是否能創造出他搬不動的石頭，他沒有給出回答，更不會去實踐；而革命卻往往是失去理智的，而更加可悲的是，革命的人卻從來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它一直到導演著一場自我毀滅的悲劇。這也就是革命所面臨的最大悖論。
或許我們還可以說，他們都是為了國家的強大，為了實現乙個強國的夢想，這種夢想也能凝聚千千萬萬的人投身革命，但是我們不禁要反問如果說孫中山、陳少白他們胸懷強國的理想，那麼清廷以及閻孝國就不是如此嗎？以往的作品裡以立場為界，立場讓所謂的反派連訴求上都是投降**的，而《十月圍城》卻給了閻孝國很大的空間，他讓我們看到事實上沒有所謂的正和反，陳少白與閻孝國的爭論或許事關生死，但是他們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只是在為如何能強國而爭論而已。
電影的最後，孫中山道出：「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明之痛苦」。《十月圍城》已經讓我們見證了一出革命的悲劇，這齣悲劇不僅包括社會每個個體肉體上的毀滅，而且也包括他們精神世界的滅亡，革命的最大合理性僅僅在於它用教條宣揚著能夠創造出乙個更加合理的世界，而當血淋淋的過程擺在我們的面前，當革命的熱月過後，是無秩序的混亂而不是無秩序的美好時，我們難道不應該質疑「文明之痛苦」的必要性嗎？
我們的社會為了激進運動已經犧牲太多太多，如果鮮血還不足以喚醒我們，那麼嗜血的群眾和魯迅筆下麻木的國民又有什麼區別呢？
一場革命，一場血淚，一場矛盾。是傳統觀念成就了革命，而革命便是為了毀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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