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兩國雖然同是二戰的侵略國、戰敗國，共同對人類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兩國政要對侵略歷史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乙個對侵略戰爭性質和罪行坦率承認、真誠反省，乙個遮遮掩掩、圖謀翻案；乙個編撰合格的歷史教科書對下一代進行正確的戰爭史觀教育 ，乙個處心積慮篡改歷史教科書不讓下一代了解歷史真相；乙個主動向受害國受害民族支付鉅額戰爭賠款，乙個百般抵賴、拒不賠償。這主要是由以下七個方面的因素綜合作用所致。
1、兩國的文化思想底蘊不同德國是乙個有著雙重性格的特殊國度：乙個培育了歌德、黑格爾、馬克思等眾多文壇巨匠和思想鉅子的偉大民族，卻一再挑起世界大戰、為禍人類。這完全是由戰前德國的精神世界與國家政治現實相脫節所致。
當這個國家強盛之時，其思想精神總是遭受摧殘和塗炭；當這個國家瀕臨衰亡之際，其思想精神又總是大放光芒，並數度引領本民族爬出災難的深淵。換言之，因為德國是乙個有著厚重文化思想底蘊的國家，德意志民族是乙個富於思想、善於思辨的偉大民族，，因此這個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動了整個人類認知世界和改造世界歷史程序的偉大民族，也一定能夠對給本民族和整個人類創下巨禍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發的侵略戰爭進行理性的思考。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曾在一次演說中深刻指出：
「如果沒有在深刻認識罪行的基礎上經歷乙個淨化的過程，德國人就不會發現真理」。（注：潘俊峰等：
《是總結 ，還是翻案——兼評〈大東亞戰爭的總結〉》，軍事科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19頁。）他希望德國人既要勇於正視痛苦的過去，更要正確把握民族的未來。 日本民族也是乙個偉大的民族。
然而， 影響下，在近代以降極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下，在當年鉅額的戰爭賠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動了日本近代化程序這一「利益」誤區的驅動下，日本民族對戰爭是非的鑑別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和束縛，致使日本政要對侵略歷史的認識非常短視，缺乏應有的政治遠見。這是導致日德兩國政要對侵略歷史態度迥異的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
2、兩國的宗教信仰不同德國人90％以上是**教徒。**教的基本教義之一是「原罪——認罪——贖罪」的說教。對**徒來說，這是乙個追求理性復歸的很自然的過程。
他們不但認為人生來就有可能犯罪，不但不把「認罪」視為可恥，而且要求認罪者必須真誠「謝罪」，用行動來「贖罪」。 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國，國家至上，忠君愛國，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和主張。
換言之，對神道教徒來說，天皇和國家從來都是正確的，按造天皇的意願所作所為沒有什麼錯誤和悔罪可言，所以日本人普遍視「認罪」、「謝罪」為恥辱。正因如此，戰時的部分日本國民曾盲從、協助了侵略戰爭，並以能夠為天皇的「聖戰」效死疆場而倍感「無比榮幸」；（注：大島孝一：
《戰爭中的青年》，岩波書店2023年版，第118頁。）同樣因為如此，日本戰敗投降時不但有很多軍人為沒能打贏「聖戰」而紛紛剖腹自殺，以此向天皇謝罪，而且部分日本國民無論在戰爭中蒙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犧牲，都拒絕批評「祖國」和天皇。這樣，戰後日本政要拒不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國家和民族道歉、謝罪、賠償，也就不十分令人費解了。
3、兩國的侵略戰爭歷史和兩國政要的個人經歷不同德國在20世紀上半葉曾兩次發動世界大戰，四處擴張、瘋狂侵略，其結果不但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戰爭利益，反而把國家和民族推向毀滅的邊緣（國家**、支付鉅額賠款、在國際上陷於孤立）。這一殘酷的事實教育了戰後德國領導人，使他們尤為深刻地感受到了納粹統治的極端危害性，認識到靠發動侵略戰爭來確立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做法是代價極其昂貴的，而應該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和平發展之路。而日本則有所不同。
在明治維新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挑起了那麼多次對外衝突和發動了那麼多次侵略戰爭，除最後一次戰爭失敗外，其他均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一方面，鉅額的戰爭賠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曾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即使最後一次戰爭失敗了，日本也未受到應有的懲罰。這就使得充分嘗到了侵略戰爭甜頭而從未吃過戰敗苦頭的部分日本政要，很想重溫軍國主義老路。
就兩國政要的個人經歷來看。戰後，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阿登納戰時曾遭受過納粹政權的**；而在波蘭猶太人紀念碑前「一跪泯恩仇」的勃蘭特總理，戰時也是一位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積極從事反納粹活動，一度被希特拉**剝奪國籍，亡命國外。即在德國，當年的法西斯戰犯已幾乎都被繩之以法，戰犯重新上台執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然而，在日本，由於美國的庇護和扶植，不僅戰爭根源天皇制被保留和幾乎所有的戰犯被提前釋放，而且很多戰犯竟重返**、軍界執掌了國家大權。像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岸信介、戰時鐵道總務局長佐藤榮作、戰時內務省特高課課長奧野誠亮等軍國遺臣當上戰後首相、大臣者，司空見慣。而那些在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戰爭史觀所以也大成問題 ，同樣與其個人經歷密切相關。
這些人雖然沒有親自參加過侵略戰爭，但孩提或少年時代 「舉國一致」盲從、協助侵略戰爭的狂熱氣氛和「軍國青年」決心為天皇的「聖戰」效死疆場的「感人情景」，不能不對他們的幼小心靈產生強烈而恆久的震撼，不能不久遠而深刻地影響其未來的心理歸向和思想走勢；加之戰後又沒有受過全面、正確的歷史教育，其戰爭史觀又怎能不成問題呢？2023年7月29日， 時任首相的橋本龍太郎在「公職」參拜靖國神社後「不無深情地」對記者說道：「不能說當了總理大臣就讓我忘記了那些事。
……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時代時，站在歡送出征人士的隊伍裡。當初人們是高呼著『光榮回到靖國神社』的口號把他們送上了戰場的。今天我的參拜，僅僅是兌現孩提時代對那些英靈的承諾。
」（注：肖季文等：《日本：
乙個不肯服罪的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頁。）戰後部分日本政要本身就是當年的軍國主義分子或是戰後成長起來的沒有受過正確歷史教育的新生代政治家，靠他們怎能真正反省侵略歷史呢？
4、兩國反省戰爭的群眾基礎不同戰後，由於德國**重視對國人特別是下一代進行正確的戰爭史觀教育，所以不論是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成年人還是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基於對納粹罪行的深惡痛絕，他們不但主動協助**緝拿漏網戰犯，而且不斷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集會與右翼勢力進行鬥爭。據統計，2023年時明確認為當年的納粹政權是乙個犯罪政權的人佔國民總數的71％。在反法西斯集會上，群眾高呼口號「我們不要戰爭，永遠不讓法西斯主義復活！
」「外籍工人留下來，驅逐新法西斯主義」。德國人民這一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對新納粹勢力的不懈鬥爭，就使得德國政治家在反省侵略歷史時不但沒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 在日本，早在戰時，部分日本國民在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等諸多因素作用下就盲從了統治階級發動的侵略戰爭。
在此，我們僅從侵華老兵東史郎日記中的一段記述便可略見一斑：「2023年9月1日，母親和弟弟重一來與我告別……母親很冷靜，重一也很冷靜。接著，母親說：
『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
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乙個沒有關係』。接著，她送給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親的話讓我多麼高興啊。
我覺得母親特別偉大，沒有比這時更知道母親的偉大了。於是，我在心中堅定地發誓——我要欣然赴死！」（注：
王奕紅等譯：《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38頁。）正是由於戰時的軍國主義毒素遠未徹底肅清和戰後學校教育的人為誤導，不僅當年盲從侵華戰爭的部分日本國民遠未走向覺醒，而且那些在戰後成長起來的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少年要麼對過去的侵略歷史知之甚少，要麼不肯為父輩參加的那場戰爭承擔任何道義上的責任，有的甚至產生了可怕的復仇心理。
例如，中小學生們在看了《山丹之塔》、《聽，冤魂的呼聲》等反戰影片後，不但不從反戰方面來欣賞和理解，反而在自己的作文中情不自禁地恨恨寫道：「此仇必報！」「下次一定要打一場必勝的戰爭！
」（注：岩崎昶著，鍾理譯：《日本電影史》， 中國電影出版社2023年版，第244頁。
）以致使仗義執言的家永三郎、東史郎等進步人士不僅受到**的冷遇和右翼勢力的威脅，而且還要經常忍受來自周圍不覺悟的民眾類似「**賊」的一些謾罵和諷刺。軍國主義思想潛存於部分民眾意識的底層和部分日本國民錯誤的戰爭史觀，是日本政要否認和美化侵略歷史的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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