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鄉、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目前我國城鄉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異致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過大，形成「城市富、農村窮」的情況。
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呈現出擴大的發展趨勢。城鎮居民和鄉村農民的收入差距，比率和絕對額都在擴大。
2023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3元，兩者相差209.
7元，兩者之比為1：2.57.
2023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280元，兩者相差4027元，兩者之比為1：2.79.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發展趨勢，直接導致了我國城鄉消費市場的嚴重失衡，直接妨礙了農村市場的啟動，成為我國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放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還突出表現在東南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改革開放的程度和經濟結構的差異，從全國範圍來說，東南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發展差距持續擴大，人員、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
「十五」期間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已經確定：一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引入現代工業管理辦法，提高農業生產專業化、市場化、現代化水平；二是加快工業改組改造和結構優化公升級，把一部分我國具有優勢的傳統產業和產品用新技術武裝起來，提高內在質量，增強競爭能力，
國際上通用的稅收負擔衡量指標是巨集觀稅負，指乙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稅收收入總額佔同期gdp的比重。衡量乙個國家稅負水平高低的方法主要有兩個，一是縱向比較，二是橫向比較。縱向比較，「九五」期間，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稅收徵收管理工作的加強，我國稅收收入連年大幅度增長，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從2023年起開始出現明顯回公升的趨勢，2023年為11.
1％，2023年為11.8％，2023年為13.0％，2023年為14.
1％，但是，2023年稅收收入佔gdp比重也只是大體上恢復到「七五」末期和「八五」初期的水平（2023年為15.2％、2023年為13.8％），稅負水平並不高（見表1）。
橫向比較。目前經濟發達國家的巨集觀稅負水平多在30％——40％，發展中國家的巨集觀稅負水平總體多在10％——20％，我國巨集觀稅負水平不僅遠遠低於經濟發達國家，也低於一部分發展中國家（2023年印度為16.2％，巴西為29.
2％）。我國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偏低，導致了稅收的財政職能和巨集觀調控功能的發揮受到一定的限制，會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
我國的巨集觀稅負並不高，然而從**收入佔gdp的比重，即「大口徑巨集觀稅負」來看，又明顯偏高，一般估計納稅人的實際財政負擔在25％左右，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稅負水平。這反映了我國納稅人的非稅負擔明顯偏高，比重過大，導致總體財政負擔過重，納稅人難以承受。
**公共收費是建立在與受益者進行直接利益交換基礎上的一種收入機制，是**（特別是地方**）公共收入的重要方式之一。**公共收費也是世界各個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收費收入佔gdp的比重大部分都控制在10％以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徵稅與收費一直並存。
在計畫經濟時期，收費專案並不多，數額不大，稅費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收費方面的矛盾並不突出。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多種原因導致我國的收費逐漸增加，近年來呈現出急劇膨脹的發展勢頭。據初步統計，2023年，全國性的部門、行政事業收費及各類**專案共有800項左右，總金額約6600億元左右，佔財政收入比重約50％。
我國省以下各級**還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自定政策的收費問題，有的地區的收費總量甚至超過了稅收。收費的膨脹和亂收費的增加，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一是加重了企業和公民的負擔，不利於企業的發展，削弱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二是擾亂分配秩序，侵蝕了稅基，「費擠稅」的問題日益嚴重；三是影響了投資環境，特別是影響了外商投資的積極性；四是收費的膨脹和亂收費的增加還會引發**部門行為的不規範，產生****行為。
收費的膨脹和亂收費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和危害，充分表明，推進稅費改革已經刻不容緩。但是，費與稅收的各自特性和作用又決定了完全的「費改稅」是行不通的，收費將在乙個較長的歷史時期與稅收同時客觀存在。推進稅費改革，關鍵在於對現行稅費結構進行適當調整，通過進一步完善稅制，逐步提高稅收佔gdp的比重提高。
同時，切實採取有效措施，減輕企業和公民的非稅負擔，達到從總體上減輕企業和公民財政負擔的目標。
另外，從微觀稅負水平看，我國的一些稅種存在法定稅率偏高，實際負擔率偏低的問題。應通過減少不適當的或過時的稅收優惠，加強徵收管理，適當降低法定稅率，逐步縮小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之間的差距，並使我國的稅率水平與多數國家的稅率水平相協調。
（二）稅制結構不合理。
經過2023年的稅制改革，我國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稅收體制。8年來，經濟形勢的發展對稅制建設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現行稅制結構本身也還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與當前經濟結構調整不相適應，具體表現是
一是流轉稅、所得稅的比例不合理。由於受經濟發展水平和稅收管理水平的制約，我國稅制結構中流轉稅佔絕對主導地位的狀況近年來沒有明顯的變化。2023年，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關稅四項稅收之和為8852.
78億元，佔全國稅收收入總額的70.2％；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三項之和為2431 .17億元，僅佔全國稅收收入總額的19.
3％，流轉稅所佔比重過大，所得稅所佔比重過小。這種商品勞務稅過高配置的稅制結構，從政策效應看，**過度依賴對商品勞務課稅，雖然有利於稅收籌集資金職能的實現，但同時極大地限制了所得稅調節功能的廣度和深度，使稅制結構在體現稅收公平分配功能方面的發揮空間十分有限。
二是其他稅種配置不夠科學、合理。例如，有些稅種重複設定，如企業所得稅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房產稅與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稅與車船使用牌照稅未能合併；有些性質相近、徵收有交叉的稅種未能調整，如增值稅與部分營業稅的部分稅目，城鎮土地使用稅與資源稅，筵席稅與營業稅等；有些根據經濟發展需要開徵的稅種未能開徵，如社會保障稅、財產稅、遺產和贈與稅等；對某些特定目的稅也沒有作出必要的調整，如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等。上述種種問題的存在，使得各稅種之間的科學合理地協調配合、充分發揮稅制整體功能作用受到一定的影響。
特別是有些稅種的缺位，如社會保障稅等，會直接影響經濟結構調整的程序。
（三）主要稅種普遍存在與經濟結構調整不相適應的問題。
1.增值稅。我國實行生產型增值稅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
第一，由於企業購入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不能抵扣，銷售貨物時就存在重複徵稅，實際稅負高於法定稅率問題。第二，不允許扣除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不利於企業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更新，對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公升級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第三，生產型增值稅造成行業稅負不均，不利於公平競爭。
由於國民經濟各行各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外購固定資產多，所支付的稅款多，不能抵扣，稅負上公升，限制了資本在各個行業之間的流動，降低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活力。另外，實行生產型增值稅不符合國際慣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是消費型增值稅，從表面上看，我國增值稅的稅率是17％和13％兩檔稅率，並不太高。但是，由於生產型增值稅不能完全抵扣，即使對出口商品實行零稅率（按17％予以退稅），產品中仍隱含著稅金，削弱了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2.消費稅。現行消費稅的主要問題是稅目的設定與社會消費結構發展變化及國家的產業政策協調性差，不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
一是徵收範圍過窄，有些需要限制的奢侈品、高檔消費品和不利於環境保護的消費品，沒有納入消費稅的徵收範圍或沒有從高稅率徵稅；二是現行稅法中規定對一些非消費品和普通消費品徵稅，如酒精、汽車輪胎和護膚護髮品等，影響這些行業的發展。
3.營業稅。營業稅在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是鼓勵第三產業發展的政策不夠有力。
對一些公益性較強、社會急需發展的經營專案，如金融保險業、旅遊業等，給予的優惠扶持政策還不夠有力。環保產業作為社會新興產業需要重點扶持，沒有及時制定優惠扶持政策。二是對高消費調節不夠有力，如對高檔洗浴、高階美容美髮、高階醫療服務、寵物服務等高消費特殊行業、專案，沒有用高稅率計徵營業稅。
4.關稅。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之後，2023年關稅總水平已降低到12％，但與承諾的關稅稅率總水平降低到10％左右還有一定距離。
另外，由於存在一些減免優惠政策措施，導致關稅名義稅率高，實際徵收率較低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
5.企業所得稅。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由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兩個稅種組成。
企業所得稅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兩套稅制重複設定。內一套稅制，外一套稅制同時存在。二是應納稅所得額的確定標準不同。
兩套稅制對計稅工資、折舊、壞賬準備金的提取、業務招待費扣除和捐贈支出等有不同的規定。如計稅工資，內資企業稅前扣除額一般每人每月不超過800元，個別經濟發達地區不超過960元，而外資企業則允許全部在稅前扣除。三是在稅率上有差異。
主要是執行了向外資企業傾斜的普惠型的優惠稅率，執行的結果導致了外資企業的稅負低於內資企業。雖然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都是33％，但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中包含的3％地方所得稅大部分地區都是免徵的。四是優惠的差異。
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獲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對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優惠。
從而使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實際負擔率只有12％左右，大大低於內資企業的24％的實際負擔水平。
6.個人所得稅。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存在的主要問題，第一，實行分項徵收制的模式，不能全面反映納稅人收入總額，也不能綜合衡量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不利於稅收公平。
第二，稅率結構方面。對不同類別的所得，按不同稅率分別徵稅，如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同是勤務所得，卻實行不同的稅率徵稅（工資、薪金所得實行9級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5％至45％；勞務報酬所得適用20％比例稅率），有悖於稅收的公平原則。同時，工資、薪金所得的超額累進稅率存在級距過多（9級）、大部分邊際稅率不適用的問題，使個人所得稅空背了高稅率之名。
第三，現行個人所得稅沒有考慮扣除納稅人贍養人口、醫療費用、養老、住房、教育等負擔因素，對工資、薪金所得扣除專案少，標準較低，不利於調節貧富差距。第四，對個人投資入股的股息、紅利等徵收個人所得稅，對私營企業業主稅後收益的個人分配徵收個人所得稅，存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重複課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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