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農村在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相繼推動下加快了向城市化的轉型速度,農村原有的平靜、樸實、安逸的自然狀態被徹底打破。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地位越來越重要。相較於今,建國初期的農村也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中。
一系列的制度變革與技術革新,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陸續在農村落實,對當時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有些方面至今仍然在影響著農村的發展。
濟南郊區環繞於舊城區和商埠區周圍,地理環境複雜多樣,氣候屬於大陸性季風型別,城鄉及周邊地區交通發達,市場層級結構相對完整。**時期,郊區農村人多地少,土地利用方式多樣,租佃關係複雜；在城市經濟的輻射帶動下,農業生產呈現出鮮明的商品化趨勢；郊區與市內工商業聯絡緊密,農民兼業化現象突出,副業生產在郊區經濟結構中占有較大比重；此外,由於處於城鄉結合部的特殊區位優勢,郊區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較高,半農半城特徵明顯。新中國成立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國家在農村相繼進行了一系列巨集觀制度層面的調整。
這一改造過程實現了農村經濟所有制形式,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由家庭分散經營向集體化經營的轉型。
這一系列的制度變革,對農村的社會經濟面貌、個體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濟南郊區農村,土地改革將農村社會經濟資源在不同階層之間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改善了社會中下層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調動了大多數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縮小了郊區農村的貧富差距。但是,以私有制和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農業經營模式,土地、農具、牲畜等生產要素相對貧乏,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進一步釋放。
為此國家又在農村進行生產關係的重大調整,展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
農民被組織起來後,郊區**可以對農村的社會、經濟資源進行整合,在勞動力配置、生產要素管理、生產過程的組織、規劃等方面,發揮出規模經營的優勢,在一定時期內提高了農村的勞動生產率,推動了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傳統中國是以農立國,田賦和租稅是整個國家有效運轉的基本物質保障,因此農民往往要遭受沉重的壓榨和剝削。新中國成立後,農村舊有的種種不合理的賦稅制度逐步廢除,建立起稅負較低的社會主義農業稅制度。
這一轉變極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理順了農村的收入再分配格局,使得農民在新的經濟體制下,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具備了制度保障。
為了配合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實施,確保從農村或取更多的資源,國家在制度層面加大了工農剪刀差,推行了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而建國前濟南郊區商品經濟發達,存在著數量眾多的私營商販和個體手工業者。伴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進行,郊區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模式發生了巨大轉變。
郊區個體私營經濟迅速萎縮,國營工商業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商品交換模式由市場經濟向計畫經濟轉型。
郊區農民承擔的部分商業角色,漸漸被國營合作商店的店員和社員取代。在農業生產技術層面,我國傳統農業技術的傳承、推廣主要是通過承繼方式,這就使得技術更新緩慢,因循守舊,技術推廣範圍狹窄,導致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整體落後。新中國成立後,伴隨著國家對農村社會控制力的增強,郊區**不斷引進、推廣現代農業生產技術,漸漸改變了郊區農業生產技術的落後狀態。
諸如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修繕舊有的水利設施,新建了大量水利工程。
通過開溝引渠、疏通河道、深打水井、改進灌溉技術、添置水利裝置等,有效提高了農田灌溉面積和灌溉頻率,降低了水旱災害對郊區農業生產的影響。農業生產器械方面,改造舊式農具,引進了大量新式農具,增加了蔬菜保護栽培裝置,添置了拖拉機、抽水機、脫穀機、收割機等動力機械,提高了郊區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現代化水平。在田間管理方面,在郊區農村展開了先進耕作技術的普及工作,推廣中耕和深耕,提倡細耙、多耙等田間管理技術。
作物品種方面,大力推廣優良品種的種植,郊區**組織農民對作物良種進行田間評選,並逐步建立起良種繁育推廣機制,有利地促進了郊區農作物品種的更新換代,優化了農產品質量,提高了農業產量。
大力推廣農作物密植技術,提高了郊區農業生產的精細化、集約化水平,實現了土地自然肥力的最大化利用。在病蟲害防治方面,改變了傳統的人工捕打模式,逐步推廣藥劑拌種技術,進行較大規模的噴霧器施打,有效降低了病蟲害對農作物產量的影響。同時,郊區還普遍建立各種農業技術推廣組織,培訓農技人才,進一步推動了農業生產科學化水平的提高。
伴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改良,農作物產量、農產品質量等方面都有顯著提高,推動了郊區農村經濟總量的提高。
個體農民的生活水平、農家的收入支出結構、收支平衡狀況以及農村經濟總量的變化等方面,是衡量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建國初期的濟南郊區農村,伴隨著巨集觀層面的政策、制度變革,以及微觀層面的技術革新,加之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農作物的畝產量和總產量都呈現出上公升趨勢,農戶的農業生產收入顯著增加。這就為農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質保障。
而郊區農民的副業生產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得益於城鄉之間順暢的經濟交流渠道,以及較為寬鬆的巨集觀經濟環境,也經歷了一段繁榮發展時期,優化了郊區農戶的收入結構。
當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啟動後,市場自由度逐步受限,私營工商業接受改造,國營商業機構普遍在農村設立,造成農民副業生產的種類和規模開始急劇減少。由此導致郊區農家總收入在不斷增加的同時,副業生產在收入結構中所佔比重卻在逐步下降,農戶的收入結構趨向單一化。由於郊區農民總收入的增加,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顯著的改善。
衣、食、住、行、燃料等方面的消費開支逐年增加,消費方式呈現出城鎮化趨勢。
而且許多富裕農民開始增加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支出,購置文化娛樂設施等。但從當時的巨集觀經濟形勢來看,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較低,濟南郊區農民的生活水平雖較建國前改善許多,但是恩格爾系數依然很高,農民仍就處於貧困狀態。而從與工人生活水平的橫向對比來看,這一時期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農之間的收支差距越來越大。
建國之後,國家力量開始全面滲入鄉村,並深深影響到農民的日常社會經濟活動,對原有的社會階層格局形成了強烈衝擊。
在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作用下,農村的社會、經濟資源開始按照國家的意願進行配置,同時也影響到農民各階層間的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從郊區農民不同階層間的變化情況來看,土改前後是變化最激烈的時期,但當農業合作化逐步推行後,**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力加大,農民間實現階層變動的可能性越來越低。判斷乙個國家或地區是否處於健康和良性的發展狀態,乙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就是看各種社會生產要素的流動程度如何,不同階層成員之間的流動狀況。
建國初期的濟南郊區農村在一系列的制度變革和技術改進活動推動下,實現了各種社會經濟生產要素之間的合理流動,為以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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