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9月20日發表3位知名學者題為《中國可進一步完善民族政策》的對話，對我國民族政策的進一步完善，提出一些帶有根本性、導向性的話題，其中不乏值得商榷的內容。
首先，關於「民族優惠」的提法不夠準確。在美國等一些國家，此類政策一般表述為「反歧視行動」(也譯為「平權行動」)，指的是專為需要保護的種族或民族團體或個人採取的「特別措施」，其目的在於確保他們「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權及基本自由」。
近年來，國內對於「少數民族特別措施」的各種質疑越來越多，對話中提出「還有進一步完善餘地」是有道理的。但縱觀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的西方國家，還是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對少數人的各類「特別措施」，不僅種類繁多，而且針對性強，又注重實效。在我們的台灣島，對島內原住民也有很多「特別措施」，就以高考錄取中的「照顧分」為例，對原住民考生給予25%的考分優待，「優惠」幅度可謂不小。
至於「民族識別」，其實就是身份確認的問題。應該說，任何一種公共政策，其前提就是確認政策物件。殘疾人政策要確認殘疾人，婦女政策只以婦女為限，而老人也要明確相應的年齡界定。
因此，只要存在針對少數民族的公共政策，相應的身份確認就成為必然。當今世界不少多民族國家，也都有相應的身份確認的程式。例如加拿大的原住民身份和北歐各國的薩公尺人，都有專門法律作出明確規定。
在印度，則在憲法上專門列出「表列部落」，更足以看出確認的分量。
民族自決的主張，概括起來就是「乙個民族，乙個國家」。這種民族國家的主張，曾經風靡乙個多世紀，激勵和動員殖民地廣大被壓迫民族去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歐洲等民族國家建構業已完成的地方，民族自決卻充當了民族沙文主義的工具，以致成為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因素。
當大戰煙霧逐漸散去時，「民族自決」理論也隨之失色。
對話提到「民族自決」理論應當修正，其實它早被歷史拋棄了。如果說在建黨初期，由於理論上的稚嫩和對國情的不了解，我們黨的確簡單抄襲蘇聯的理論和經驗，曾提出過民族自決主張。但經過長征的洗禮和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踐，早在上世紀40年代，我黨已經修正自決主張，提出以自治的制度架構解決國內民族問題。
建國後，在2023年的第一部憲法中則進一步將國家屬性確定為「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屬性的確立，實際上就是對民族自決的修正，甚至可以說就是一種拋棄。不僅完全擺脫了蘇聯經驗的束縛，在整個國際上也是走在理念與實踐前列的。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黨一再強調「中華民族」只是中國各民族的總稱，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不提「民族自決」並不是對自治的否定。自決和自治，是兩個根本有區別的理論正規化，不能進行簡單模擬。簡單地說，如果說自決正日益變成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自治則作為對自決和民族國家的否定，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多民族國家有效處理國內民族事務的制度選項。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選擇，一是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二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體現了時代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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