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日本，教唆未遂的可罰性之爭主要囿於共犯從屬性與共犯獨立性的討論中。共犯的從屬性理論認為，教唆犯具有從屬性，只有被教唆人實施了被教唆的犯罪，教唆犯罪才能成立。當被教唆人沒有實施被教唆的犯罪時，教唆犯罪根本就不成立，也就無從談及教唆未遂的問題；而共犯的獨立性理論認為，共犯的成立與正犯是否實施了正犯行為無關，無論正犯是否實施了正犯行為，共犯都成立，具體到教唆犯罪，根據共犯獨立性，教唆犯得成立與被教唆人是否實施了被教唆的犯罪犯罪行為無關，無論被教唆人是否實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為，教唆犯都成立。
所以，從一般意義上說，在德日持共犯從屬性說的論者認為教唆未遂不具可罰性，而持共犯獨立性說的論者認為教唆未遂具有當然的可罰性。但是，也有共犯的從屬性論者認為，應當設立獨立的處罰規定來處罰失敗的教唆和無效的教唆的情形，所以，間接承認了教唆未遂的可罰性。整體來看，德日刑法主要從理論的邏輯演繹中**教唆未遂的可罰性。
據儲槐植先生的研究，美國刑法中教唆罪的構成，只要求行為人有教唆他人實施犯罪的行為，而不要求被教唆者實施了被教唆的罪。這就是說，有了教唆行為就構成既遂罪，進而從理論上說，應當處罰教唆未遂。但側重於行為對客觀世界造成危害的論者認為，教唆未遂不應當、至少是不必要受罰，因為從整個犯罪的客觀過程看，教唆行為相當於犯罪的預備行為，甚至是預備以前的行為，處罰這種行為並不完全符合刑法的基本目的。
當然，如果是側重於行為人主觀危險性的論者，那麼認識就不會是相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