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峰：忍耐、力爭與**之上的「國家」 ——鄂南陳村的官民矛盾及其解決
發表時間：2010-1-25
內容摘要：基層**及其**人與村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主要集中在**進行政策執行、稅費收取等積極政務以及維護治安、調解糾紛等消極政務的過程中。由於體制性原因和非體制性原因，官民矛盾最終會有兩種不同走向：
一是向下退回村莊，最終演化為村莊內部矛盾；二是向上向基層**之上的「國家」訴求正義。矛盾退回村莊是以基層**的**人——村幹部——為中介實現的，他們往往成為了犯錯誤的**的「替罪羊」。矛盾衝突指向向上最有效的方式是上訪。
它反映了農民與地方**之間糾紛的解決模式，即「國家」（**或上級**）成為了農民和基層**之間糾紛的裁判者。「國家」是正義的最後訴求，上訪是接近訴求物件的一種制度化渠道。
關鍵詞：忍耐力爭上訪
我已經考察了陳村的家庭內部的矛盾、村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以及它們的解決方式，[1]本文則將考察陳村村民與基層**及其**人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及其解決方式。關於陳村的基本情況，這裡不再贅述。在本文中，我試圖在對陳村的「官民矛盾」作整體、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將這些矛盾和糾紛放在其發生的村落環境中及其發生的歷史社會背景下來理解，從糾紛與村落環境、歷史社會背景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考察官民矛盾的特徵。
一、 政策執行中的矛盾與糾紛
依照吉登斯的界定，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從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格局經歷歷史變動轉變為國家—社會糅合的民族—國家格局，這一歷程表現為社群和人的生活逐步被「國家化」。吉登斯認為，現代社會轉型除了「生產力」的提高（marx）、人的理性化（weber）、社會分工的發展（durkheim）之外，更重要的是國家形態的變化。所謂「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差異，主要在於現代社會以民族—國家為特徵，其突出表現在於國家與社會的高度融合。
民族—國家的成長史是社群內部的人民不斷地從地方性的制約中「解放」出來，而直接面對國家的全民性規範、行政監視、工業管理、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制約的過程。[2]gellner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也指出，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是由社群—國家分離的社會形態轉變為社群受國家和全民文化的滲透的形態的轉型。[3]總之，現代化是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過程，其目標是要造就乙個有明確邊界、控制嚴密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國家行政力量全面滲透於社會，工業文化取代了傳統文化，而這一切的基礎是國家對社群的監察。
陳村的實踐表明，在地方行政、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中國鄉土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這一變化今天仍然持續發生著。但並不意味著這種變化是理所當然的，也並不意味著變化對村民來說是完全可慾的，恰恰相反，這個變化的過程是痛苦的。中國作為後發的現代化國家，不可能像西方國家一樣通過自由演變實現現代化，而只能借助於**來實現強制的現代化，**因此成為強勢**、積極**。
[4]現代化的路徑、階段和方式，都是**規劃並依靠**強力執行的。而從歷史看來，農民[5]是天然地反對現代化的，因為現代化會將農民置於生存危險之中，而反對這種風險使得他們反對一切加劇這種風險的現代化程序，以及與此有關的其他措施。因此，當**機構強制推行國家為了實現現代化目標而制定的政策時，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農民產生矛盾和糾紛。
在陳村，產生矛盾的原因很多，有村民反對政策本身的；也有村民並不反對政策本身，卻反對基層**的具體操作方法的。
國家政策的施行，通常都離不開村幹部，需要村幹部的執行與配合，而村幹部本身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通常使村幹部的地位很尷尬。一方面，他們是村民利益的代表，由村民選舉產生，接受村民的監督，卸任後要回到村民中去，幾乎沒有公升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村幹部又為**做事，是**的**人，任職要得到鄉鎮**的幫助和支援，工資報酬也由鄉鎮**審批確定，實際上，村幹部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貫徹**的方針政策，執行**委派的任務上。村幹部既當村民的「代表」，又做**的「**人」，扮演雙重角色。
這雙重角色經常發生衝突，陳村所在的五共村村支書老夏向我抱怨做村官很不容易：
做黨支部書記很不容易，經常要面對各方壓力，要小心做人，一不小心就會顧此失彼。我們必須按照鄉**的統一部署做事，否則你就別想在這個位子上呆著；但太聽上頭的話，村民就會有意見了，尤其是現在的事情都是些得罪人的事，像計畫生育、殯葬改革等。做不好要挨村民戳，**了別人更是會指著鼻子罵。
村幹部的確很難做。在鄉鎮幹部看來，一絲不苟地執行上級交待的任務是他們的職責；但鄉鎮幹部又覺得村幹部的根在村莊，所以總是可能庇護鄉親們，對上級交待的任務陽奉陰違，因而總對村幹部有某種不信任。而在村民看來，村幹部是他們選出來的，應當保護他們的利益，在他們與**產生矛盾時，村幹部應當代表他們同**交涉；但是，村民又會想，選舉通常只是形式，村幹部的權力最終是上面給的，所以村幹部最終會背叛他們，站在**一邊。
因此，乙個成熟的村幹部做事會特別小心，持中而行，兩不得罪。但一旦當矛盾不可調和時，村幹部往往站在鄉鎮**一邊。
然而，矛盾總是難以避免的。在政策執行方面，陳村村民與鄉鎮幹部矛盾面最廣的是一九九一年冬天的「蜜棗園工程」，這是乙個「逼民致富」[6]的工程。一九九一年，鄉**為了「幫民致富」，決定在五共村利用荒山荒坡搞「千畝蜜棗園工程」。
起初村民不太熱心，但鄉**和村幹部花了很大力氣進行宣傳，對村民做說服工作，聲勢浩大地激勵村民的信心，最後強制性要求村民出工，至少在形式上獲得了村民的普遍支援，前期耗費了全村上千個勞力整整兩個月的勞動。但非常遺憾的是，「蜜棗園工程」的設計者缺乏最基本的常識，在挖溝時沒有採取通常的「螺旋型」，而是一條直線的直接從山頂挖到山腳。第二年春天，幾場暴雨之後，種了蜜棗樹苗的溝渠全部被沖毀；另外，由於事先也沒有進行特別的種植方面的研究和試驗，蜜棗成活率很低。
最後，村民放棄了這個工程，蜜棗樹根本就沒有繼續受到照管，荒坡復歸為荒坡。由此，村民怨聲載道，下面是我同文昌交談時，他對此事發表的意見：
那年冬天，全村人都把時間填在那個勞什子工程上了，整整兩個月，第二年春天幾場雨下來後全部心血就白費了。那些鄉幹部只想著政績工程，又不懂技術，還要充內行，瞎指揮，最後搞成這個「熊樣」，威信一點都沒有了。
此後，鄉**的威信大跌，村民們有人開始公開辱罵鄉幹部，有人拒絕繳納當年的稅費，有些村幹部為了使自己遠離人們失望和憤怒的漩渦，也迎合村民，在他們辱罵時公開附和。但此事並沒有造成巨大的正面衝突，幾位主要鄉幹部因為威信下降無法正常主持工作，不久便被調離了鄉**。人們也陸續繳納了稅費，逐漸將此事淡忘了。
鄉**之所以喪失權威，表面的原因是致富工程的失敗，但從深層看，恐怕是**的行政體制本身決定的。表面上看，鄉**在致富工程中表現出來的過於自信。[7]搞「蜜棗園工程」本是**幫民致富的一項重要決策，從立意上來看是好的，而農民也企盼致富，但工程本身需要審慎的研究、試驗基礎之上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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