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雨點
**：《出版科學》2023年第02期
[摘要] 在20世紀30年代憂國傷時的時代氛圍中，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知識精英，從學術的象牙塔中轉向文化最底層的普通民眾，他們相信民眾是亟待精神改造的重要的國家力量，而優良適宜的民眾讀物則是改造民眾的利器，於是選擇以通俗讀物編刊社為宣傳陣地，探索出「舊瓶裝新酒」等典型的實踐方式，出版了大量不僅為下層民眾所認同與欣賞，而且契合戰時教育與指導目標的民眾讀物，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關鍵詞] 顧頡剛通俗讀物編刊社民眾觀舊瓶裝新酒[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9） 02-0120-04
2023年10月，通俗讀物編刊社正式更名，成為北平一獨立的出版機構。其前身為三戶書社，取「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意。緣於侵占了中國東北的日軍，依然得寸進尺，表現了覬覦華北乃至整個中國的狼子野心，在此民族危難的歷史時刻，燕京大學的一群中國教職員，成立了抗日會的民間組織，以編印抗日書刊作為組織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三戶書社即是其發行機關。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實際主持人，乃為當時國內著名的歷史學教授顧頡剛先生。顧頡剛在學術界以「古史層累說」理論享有盛名。乙個專精於學問的書齋中教授，何以把注意的目光，從僅有少數知識分子感興趣的學術圈子，轉向文化最底層的普通民眾，自覺分身擔任起通俗讀物出版人的角色。
行為角色轉換的背後，一定有他的理性思考和動力因素，這個動力因素是什麼？通俗讀物編刊社前後出版了600多種、5000多萬冊的書刊，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影響十分巨大。那個時代的學術中人，如何認識和把握同一國家民族形式下的民眾心理，並將其應用到通俗讀物的出版實踐中？
對這些問題的**，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非常時期以顧頡剛為代表的部分知識分子對國家民眾與民眾讀物的態度，理解通俗讀物編刊社在抗戰時期如何發揮其抗戰動員功能，實現其出版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