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荒政文獻是指專門記載救荒制度與措施的文獻。明代是中國古代荒政制度上走向完備的時期，也是荒政文獻的大發展時期，表現為荒政文獻大量湧現，內容極其豐富。這些文獻不僅從制度上對救荒制度與措施進行了詳盡的記載，也對當時的災民生活留下不少真切感人記錄。
本文通過《叢書整合初編》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留存的一共11部明代荒政文獻，窺見明代災荒背景下的飢民生活實態。
明代饑荒中的災民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這在當時的上層統治者們看來就是乙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好在這些荒政文獻的作者全部是親身參與救荒的**或鄉紳，他們都親眼目睹並感受了飢民的真實生活，因而他們對飢民們在饑荒中的生活的描寫是真實而且細緻的，至今讀這些文字仍讓人對數百年前災民們的悽慘與悲涼唏噓不已。
其一，糧食嚴重匱乏是災荒過程中最受人們關注的乙個現象。大多數的自然災害都是造成了農業生產上的糧食嚴重歉收，並以這種糧食歉收作為次生災害而影響人類的生存。雖然自災害中也有一些水災或火災等直接戕害大量生靈，但那些與饑荒對人類的危害相比，還是相差甚遠的。
更何況，那些能在短時間內殘殺無數生命的自然災害都具有突然性的特點，讓人類的荒政措施很難對其有多少有效救助。因而，執行荒政的地方**們往往更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在飢餓中苦苦掙扎的飢民們身上，並在描繪這些飢民們的生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筆墨。
萬曆時的劉世教親身經歷了吳越地區的救災拯荒，他如是記載了當地的水災及其危害：「吳越，故澤國也。其於國賦，則外府也。
在昔丁亥，嘗一中於鴻水矣。於時粟價翔踴，斛幾二金。殣殍塞塗，疫厲駢踵，效野之間四望煙絕，迄今談者，猶為色動。
曾未二紀，而霪霖復肆虐矣。七郡膏壤，一時遂為巨浸。其未波者，百不能一也。
有之則高陵荒原不毛之瘠耳。蓋視昔不啻倍已。未魚之氓，誠不能旦暮，自必其命。
唯是，遺穗未沒而斛且及一金矣」[1]。在劉世教筆下，吳越這樣全國最為富庶的地區，在龍王面前成了一片汪洋。由於大水沖毀了大量的土地，莊稼沒有了收成，隨之而來的是糧食的匱乏。
不僅如此，疫病也隨著洪水的蔓延而流行開來，對人類的生命構成了更大的威脅。洪水中僅剩下的小片陸地都是最為貧瘠的土地，而四周一望，炊煙斷絕，這在這樣的環境中，還有一群災民在頑強地生存。福建福州也一樣，知府汪文盛《旱災疏》雲：
「嘉靖五年春正月至於夏四月連雨，日夜不止，平疇蕩為巨浸者浹旬，禾苗坐見淹沒者過半。」[2]本來聊以足歲的莊稼就這樣被龍王爺搶去了，留給活著的人們的是無邊的苦難。
由於食物的奇缺，在極度飢餓中的災民們心理上受到了嚴重的衝擊。人與人之間原有的親情被重新審視。鐘化民就自己的親身經歷總結出萬曆時「河南災侵異常，父子相食，寢食靡寧」，還說中州出現了「食人炊骨」[3]的慘劇。
如果說連父子都可以為了活命而互相殘食對方，那麼一切人倫道德也就早從人的心理防線上徹底崩潰了。生員身份的張陛記下了東南地區「萬曆戊子告飢，相傳富家皆扃門自守，無一相顧者。至死殣載道」[4]的可怕景象。
人類在巨大的災難面前，其本能的求生慾望戰勝了親情或友情支撐下的人際關係，家庭與家庭之間關起門來，不再相顧。正因如此，僅有的社會救荒資源不能充分地發揮作用，導致飢民大量死亡。乙個本來全國賦稅的重要**地，卻在災荒變成了令人難以生存的人間地獄。
另一方面，饑荒也在考驗著人們之間的親情。鐘化民記河南有這樣一對夫婦，「郭家村劉一鯤既貧且病，屬其妻曰：與其相守偕亡，莫若自圖生計。
劉氏泣曰：夫者，婦之天，死則俱死耳，安忍棄乎」[5]？這個頗有幾分感人的事例在身為官吏的鐘化民看來一定是乙個恪守綱常的典型。
在當時人們看來，妻子守著乙個生命垂危的丈夫不是因為夫妻感情，而是為了履踐婦道。
官府在災荒中會有一些賑災活動，而且，這些賑災活動都是由地方官為主體的封建官吏們完成的，因而在這些救荒文獻中，這些賑災活動的效果極有可能被誇大了。但畢竟官府的賑災是災荒中的確存在的事實。因而**賑災過程中的飢民們的生活狀態也是有必要的。
賑災的方式有多種，但對於頻臨死亡的飢民來說，最有可能立竿見影的則是賑粥。賑粥可以將飢民從垂死的邊緣拉回來。鐘化民在記錄自己在河南的賑粥這樣寫道：
「葉縣光武廟一鼓而食者五千人。一老鬚眉皓然，頭頂『萬歲皇恩』，忽從中起大聲曰：受人點水之恩，當有湧泉之報。
吾輩受皇恩養活，何以補報，今後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慷慨悲歌，歌之三闋，五千人莫不泣下。富者食前方丈，尤嫌不足；貧者一勺入口，便可回生」[6]。
如此看來，當時用於賑粥所設定的粥廠規模還相當大，可容5000人同時吃粥。同時，這種賑濟將飢民們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因而能對飢民們的內心產生明顯的感染力，飢民們在吃飽之後，自然會產生對皇恩浩蕩的感激。而且，這種賑濟活動只要組織得法，應該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如鐘化民就在粥廠中巡視，見到的是「菜色漸有生氣」。
而且，前文提到的劉一鯤夫婦在走投無路之時，「至是粥廠星羅，竟得兩全」。另有「如登封縣界渡村郭進京等，採棠梨葉，黃蘆葉，荷冠葉，木蘭葉為食，食盡鬻妻子，又盡，因得賑銀，煙火如故。中州之民，其全活者，類如此」[7]。
另有林希元在總結自己的救荒時說：「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饑，民父子相食，盜賊蜂起之際……臣始至泗州也，親見飢民立死，乃亟行賑濟，城郭餓殍既僕者，欲僕者，亟取公尺飲灌之。旋以稀粥接續與食。
既僕者十救五六，欲僕者全救。」[8]從這些記載來看，雖然這些**對自己的救荒效果有可能誇大其辭，但有一點是可以通過生理常識而確定的：飢民們如果因為飢餓而處於死亡的邊緣，那麼如果能給予及時的糧食救助，的確可以避免許多死亡。
其二，對人類生活影響最大的次生災害是糧食歉收或絕收，而糧食短缺首先表現為糧信**的**。災區的飢民們一定對饑荒中的糧食**望而卻步，而那些較平時陡增若干倍的糧食**也讓主持地方救荒事務的地方**們著實傷了不少腦筋。因而，在這些地方**們眼裡，糧食**往往成了衡量荒熟的乙個重要尺度。
如前文所述，劉世教在描寫吳越地區水災時就敏銳地觀察到「於時粟價翔踴，斛幾二金」以及「七郡膏壤，一時遂為巨浸。其未波者，百不能一也。有之則高陵荒原不毛之瘠耳。
蓋視昔不啻倍已。未魚之氓，誠不能旦暮，自必其命。唯是，遺穗未沒而斛且及一金矣」這樣的現象。
劉世教注意到這個昔日的產糧區現在只是因為大片糧田被淹沒，糧價盡漲這樣的事實，認識到自然災害是造成糧食**暴漲的主要原因。張陛對當時的災荒景象這樣描寫：「今歲庚辰，霪雨不止，水澇盛昌，菽麥瓜蔬，遍野漂沒。
人情洶洶，朝不保暮。公尺價湧貴，斗公尺值錢四百文。居民日食一餐，踞高望，突多無菸」[9]。
不僅公尺價湧貴，更可怕的是居民一天吃一餐也未必能夠保證，因而煙囪多不再冒煙。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斗公尺四百文」意味著大多數災區的人們買不起糧。張陛自己也說：
「今歲斗公尺數百錢，人情洶洶，不減戊子」。過高的糧食**已經成了危害社會穩定的乙個重要隱患。
其三，流民是災荒製造出來的乙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生存狀態是整個災荒中災民生活狀態的集中代表，他們的行為又可以對整個社會生產和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在歷史上，流民有時甚至能對王朝的更迭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因而，流民的生存狀態也是受當時和現在人們關注的乙個問題。
「這負戴道路的是復業流民，流民告稱……一向在外乞食，離鄉背井，日夜悲啼，今蒙朝廷賑濟，情願歸家，但無路費，又恐沿途餓死」[10]。流民們離鄉背井只是為了在外乞食，而並無更高的生存理想。更何況，他們逃離家鄉災區，並不意味著生命之舟可以安全遠航，他們仍然處在死亡的陰影之中。
流民們在走出家門，走向流亡之前，「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他們總是將流亡看成是人生中最後的一種求生方式的選擇，但這種選擇的結果往往也是伴隨著「餓死於路」[11]為最終的結局。
其四，疫病流行下的災民生活也是值得關注的乙個現象。林希元總結疫病發生的規律是「大荒之歲，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多死道路」，災後的疫病是雪上加霜。因而對災民的生命危害更大，是導致災民死亡的重要原因。
林希元回憶道：「臣昔泗州賑濟，四月疾作，見飢民多病不能赴廠食粥，因遣人訪問其家，則有患病新瘥，欲食而無仰者。」[12]這些飢民們本來就已羸弱不堪，現在又患上了流行病，就連去賑粥的地方吃粥的力氣都沒有了，這樣的健康狀況，即便不是餓死，也會被疫病奪命。
其五，災荒中，當飢民面臨生死抉擇的時候，也就不會再顧及太多的親情倫理，賣妻子兒女的現象也就比比皆是。何景明《與藩司論救荒書》：「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甚渥也。
今效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畝，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13]即便有了封建國家荒政的推行，但總歸還是有許多飢民要走向流亡的道路。而且，正如前文所述，這些離鄉背井地外出的流民們，總是賣完了妻子以後才踏上流亡的路。
而他們的妻子賣出以後，就淪為了大戶人家的奴婢。席書的觀察的結果也是如此，飢民們要走上流亡的路，總是「初賣牛畜，繼鬻妻女」，似乎這樣就可以放心地出門遠行。「這妻孥是饑荒時買出的，中州割人食肉，至親不能相保，苟圖活命，賤鬻他人。
妻妾跟隨後夫，寸腸割斷。子女飄零異域，五內俱頹。原非少恩，實出無奈。
……據各處州縣開報，贖過妻孥四千二百六十三名。如杞縣李復，鬻妻王氏，男長生，官如券贖回，付之粥廠。魯山縣潘氏，夫亡，二子小長生，小長存，各賣為奴，即以官法得贖，更名皇長生，皇長存。
蓋為中州赤子，皆皇上生存也」[14]。從這資料來看，這被當成商品一樣**的人口數目還是相當大的。雖然這些人被官府出資贖回，但留在他們心中的創痛恐怕是永遠也無法抹平的。
飢民們出賣自己的親人，也是一種被逼的無奈。當時的大臣丘濬就對飢民們出賣人口持一種同情的態度。他說：
「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惠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
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梃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成豐之時，雖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
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受)。故雖十餘歲之兒，僅鬻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也。
然當此困餓之餘，疫癘易至相染，過者或不之顯繼，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餓殍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15]從丘濬的這段話可看出，飢民們賣出妻子兒女也是想為他們尋一條活路，因為自己走向的流亡之路充滿了危險。
骨肉的分離是為了各自都能尋到乙個生存的機會。
其六，死於非命是大量災民命運的必然結局。飢餓、疫病加之大水的衝淹都有可能成為災民們死亡的原因。鐘化民到河南賑災就看到了中州「飢民遺骸遍野」[16]。
林希元也在其救荒經歷中見到了大批亡屍「不為埋瘞，則形骸暴露，腐臭薰蒸……臣昔在泗州，見郡縣差官給銀，買席瘞死，督責雖嚴，而暴露如舊」[17]。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因為災荒而死亡的人口太多，已經是那些未亡的人們難以應付了。
除了這些自然災害導致人口死亡外，災害對人的心理防線上的衝擊也是巨大的，不時地讓飢民們走上自行結束生命的選擇。陳龍正「庚辰之歲而南北俱大荒，辛巳又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至於因餓而闔戶自經、自毒，又古所未聞，口不忍言者。
」[18]在陳龍正的視野中，災荒中自殺的人不計其數，而那些被遺棄的孩子，其命運便可想而知了。而何景明記載的淮西災荒，造成災民大量逃亡，「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19]。
吏部左侍郎鄧以(訁字旁加一贊)《救荒議》記載了江西災民的慘狀：「蒼生無祿，大浸為災。今南昌之西鄉、下鄉，新建之下鄉，田廬不舉火者，十家而九。
或利啗草根延旦夕之命者，或甘心縊死者。流離困苦之狀，累牘難書。」[20]在沒有了食物**的飢民們的選擇中，似乎要麼是流亡，要麼是用草根之類的食物苟延生命，要麼就只能是自殺。
如果說成年的飢民們選擇了自殺是一種主動性的結束生命的行為，而當成年飢民自己都無法面對饑饉的歲月時，他們也就會為自己的子女想好了主動結束生命的道路。林希元親眼目睹了災民們將親生骨肉扔進滔滔河水中，他悵然地回憶：「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於淮河者，有棄子於道路者，為之惻然。
」[21]
一般情況下，災荒更容易造成農村人口的死亡，「惟農最勞，惟農最貧。居鄉者大抵農夫，居城市者大抵工商賈，又宦僕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轉徙溝壑，鄉民為多，餓死於城市者，不一二見，惟賣菜者流，最無本業，亦須賑農之暇，然後及之，王政春耕秋斂，專省農家，不助他民，豈故遺之，誠有道也。
農家數口，獨賴田入，一逢災傷，更無他營，生涯絕矣。又春望豆麥，秋望禾稻，乘其未登，為之接濟，暫則月餘，久則數月。可約公升斗之數，可定起止之期。
若市井中人，原不賴田而食，何時為當濟之始，何時為既濟之終。」[22]因為農民的生活對農業上的收穫依賴更多，而大多數的災荒都是對農業生產產生直接的危害，故每當水旱蝗等災害的發生，農民總是在災荒中首當其衝，死亡人口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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