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和白族龍文化在起源上具有某種歷史關聯，而在其各自的發展軌道上，白族龍文化與漢族龍文化再次表現出歷史的相似性特徵——均受到了印度佛教龍文化的影響。但是，由於漢族和白族龍文化在接受和融攝印度佛教龍文化的影響，都已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故在接受影響的過程中，都以自己本民族的接受螢幕和期待視野來融攝和改造印度佛教中的龍文化，因此，儘管漢族和白族龍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同源龍文化的影響，它們卻在形象、神性職能、家庭及其相關物語等方面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徵。一
就龍形象而言，漢族的龍從唐朝開始，由於受到印度佛教中那伽梵語naga，意為「蛇」，到中國後譯為「龍」影響，出現了大量龍王、龍女及龍家族形象，印度龍蛇的形象似乎未為漢族完全接受。當龍以動物形象出現時，漢族龍的形象始終處於發展之中。就目前從文物上看到的龍的形狀，包括甲骨文、銅器銘文中的龍字，無論早晚均可將龍分為四大部分，即頭部、腹部、四肢、尾部。
頭部包括角、發、胡、髯、髭、髦和頸；腹部包括雙翼、背鰭、腹甲、鱗等；四肢包括肘毛、爪等；尾部包括尾鰭等。從夏朝到清代的數千年裡，龍的形狀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歷了乙個由低階到高階、由簡單到複雜、由樸素到華麗、由不足到充實的過程。即使是同一時期的龍，也因地區和作者的不同而存在著差異。
據邢捷、張秉午先生考證，龍的頭部在演變中變化較大。夏、商、周時期龍頭部近於方形，多正面平列圖，頭部附加物少。戰國時期龍頭部開始變扁，而且與同時期的鳳、麒麟的頭部有許多相似之處。
宋代龍頭部附加物逐步完善。明代龍嘴扁且長；至於龍角，商代的龍已有角，多呈柱形。到春秋晚期龍角有所伸長，至隋、唐時代開始有明顯分叉。
宋代以後，分叉較多、較長，似鹿角；龍發最晚出現於南北朝時期，均向尾部披散。到宋代有的髮梢向上捲，金、元時期龍的髮梢有的向前彎曲。明代龍的髮梢多向上。
清代龍的髮梢又向後伸展。髭約出現於漢代，髯約出現於南北朝時期。鬍鬚約出現於漢代。
髦約出現於宋代。關於龍的腹部，夏代至春秋時期，龍的腹部與頸部、尾部的銜接很協調，由頸至腹逐漸變粗，由腹至尾逐漸變細。從戰國時期至五代，腹部凸起。
從宋代起恢復了戰國以前的形狀，只是龍體更加修長、彎曲，趨於完善。夏代龍的背鰭不明顯，至商代則已有之。漢代龍背鰭排列疏鬆，唐、五代時期則已細、密。
明、清時代的背鰭更為整齊、美觀，趨於定型。龍的腹甲約自漢代有之，唐代腹甲已極整齊細密。雙翼自漢代有之，龍的雙翼的出現可能與宗教信仰有關。
雙翼的龍以漢、唐時代為多。自商代開始，龍已有鱗，形狀有蛇皮形、菱形和長方形；自漢代始似魚鱗，但排列疏鬆，唐、五代時期已趨整密。商代的龍已有四肢，爪數依稀可見。
春秋、戰國時期，龍的四肢明顯伸長，爪數也清晰可數。商代龍的爪似為三爪，三爪龍一直延續到五代。至宋代出現四爪，明代出現五爪。
但三爪、四爪龍在宋代以後也還沒有消失。龍約在漢代始出現肘毛，於南北朝時期趨於明顯，更為美麗；至於龍尾，戰國以前龍尾逐漸收縮，從戰國時期至五代變得很細，近似虎尾。宋代及以後又恢復原狀。
尾鰭的出現最晚在五代。
從漢族龍形象的整個演變過程看，印度那伽蛇的形象未對漢族龍起較大影響。此外，由於受印度宗教哲學的輪迴觀和泛靈論觀點的影響，那伽從一開始便在印度神話傳說中以人形化形象出現。自佛教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隨著對印度佛教文化的了解日深，唐始於中原地區出現中國化的龍王龍女人形形象，從這一角度來看，印度那伽崇拜對中原地區龍形象的影響確是十分關鍵和重要的。
它直接導致了唐傳奇中龍王、龍女故事物語的大量產生。
與漢族龍形象的演變相比，白族龍形象卻表現出與佛教印度密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較為密切的關係。
就白族龍形象的起源而看，祥雲大波那出土的戰國時期的木槨銅棺墓的兩橫壁上，已鑄有鷹、燕、虎、豹、野豬、鹿、鱷魚等動物形象。雖然這上面未出現任何龍形象，但在「這裡邊已有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的痕跡。比如鱷魚就和後來白族的龍崇拜有關了」。
這表示在雲南，龍的原型在戰國時期已開始萌芽。及至唐時南詔國建立，白族共同體形成，白族龍形象才開始出現並獲得迅速發展。由於受到印度密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及漢文化的影響，白族龍形象的發展呈現出多元性和地域性的民族特徵。
早在青銅時代，雲南與印度就存在著一條鏈結今四川、雲南和中印半島諸國的秘密通道。這條通道在漢代被稱為「蜀身毒道」。正是由於蜀身毒道或西二洱河天竺道的存在，早在初唐時期，西二洱河區域的佛教已具有一定規模，著名的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即建於初唐後期。
佛教從初傳至洱海區域，到發展成為一定規模，乃至形成頗具南詔文化特色的阿叱力教，經歷了乙個漫長的過程。從阿叱力教形成的過程來看，在其發展初期和中期階段，印度密宗對其體系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關鍵性的決定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白族阿叱力教的形成正是印度密宗白族化和地方化的結果。
尤其是佛教在南詔國的勸豐祐時期公元824～859年被定為國教，印度僧人及印度密宗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正是在印度佛教密宗的強大影響下，白族龍文化在一開始時全方位接受了印度佛教中龍王形象，並以之為本民族龍王形象。這可通過著名的《張勝溫畫卷》中龍王形象的描繪即可窺見一斑。畫卷中八大龍王的造像均已人形化，這充分表明了它們與印度密宗的密切關係。
在佛教中，這八大龍王為群龍之首，均皈依佛祖，為**神。
這八大龍王皆為白族人民接受，並以不同形式反映在白族文化中，其中尤以白跋陀龍王與和修吉龍王深受白族人民喜愛，它們甚至被白族人民奉為本主，作為自己村寨的保護神而加以供奉。
在白族龍形象接受了印度龍王形象之後，由於白族地區長期深受漢文化影響，加之唐宋以後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融合，外來的大量移民不斷進入雲南，相應地帶來了打上時代烙印的漢文化，這為漢傳佛教傳入大理地區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漢文化和漢傳佛教的影響下，白族龍形象逐漸轉而接受了漢族唐朝後形成的龍形象，尤其是到了近現代時期，白族龍形象在白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區幾乎與漢族龍形象已無太多的區別。二
自印度佛教傳入後，印度那伽崇拜在龍形象的演變方面分別對漢族和白族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然而這只是其對中國龍文化體系產生影響的表層層面——符號層面，它的深層影響主要反映在龍的神性及其職能方面。
印度佛教中那伽雖攝屬畜生道，但卻具有善於變化的神性。如前所述，由於古印度宗教哲學的輪迴觀和泛靈論觀點，使那伽從一開始在印度神話傳說中雖屬動物神，卻具人格化，時常以人形以及人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出現於印度傳說中。印度佛教在將那伽作為一種古代神納入
到自己的神系中時也繼承了這一觀點。它在印度佛教體系內也善變形，既可以蛇尤其是眼鏡蛇的形象出現，也可以幻變為人形，到人類社會中去生活。但它的本性卻仍保持不變，它始終處於六道輪迴中的畜生道。
更糟糕的是，它在自然界有天敵金翅鳥可以取食之，它在日常生活中雖具神通力，卻終始敵不過咒蛇師，始終會受制於蛇咒。印度那伽之所以會為古代印度人民崇拜，除它具有主管繁殖及珍寶的職能外，主要與它司水布雨的職能有關。龍與水的關係密不可分。
俟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印度龍文化隨之輸入，而作為佛教**神的龍既善變化，又能行雲布雨的功能對漢族和白族龍文化體系的發展和完善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漢族龍在人們的觀念中自古已有善變的神性與能**、顯祥瑞之兆的功能。龍能大能小，能幽能明，既可飛龍在天，又有潛龍在淵，極具神通變化之能事。然而這一神通變化之形成畢竟是產生於重史實、重春秋筆法的時代，故漢族龍再如何具有神通變化之能力，它始終擺脫不了動物形體。
雖然它具有神性並因之而超越凡人的社會地位，但它的形體始終是動物。它能以與人相似的人格化形體行於世，並敷演出相關物語，還來自於印度佛教龍文化的影響。這一影響始於南北朝，大量出現於唐代，其結果則是漢族龍也能如印度佛教中龍王一樣可自如變化為人，居住於華麗的龍宮之中，擁有無數眷屬，並開始出現龍女形象。
白族龍受到印度佛教影響後，在神性和職能方面的變化與漢族龍相比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不同之處。這一差異主要表現為：白族固有龍文化漸分化為龍神崇拜和龍本主崇拜。
龍一旦作為本主神被人們加以供奉，就意味著神性地位大大提高，其職能方面也就產生了變化。
在善於變化的神性方面，無論是龍神，還是龍本主，受印度的影響是一致的。它們不但可以變為動物如蛇、牛、雞等，而且也可變形為人，與人相處，具有人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三
除了變化功能的影響外，漢族龍的行雲布雨功能在唐代因佛教而得到了大大加強，直接導致了唐朝時龍王與雨師形象重合。龍王司雨的職能得到認可和加強，並擁有了專職許可權。唐以後各朝，龍王地位愈來愈高，人們才專門向龍王祈雨，皇帝也一本正經地對龍王加封、祭祀。
反映在唐傳奇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續玄怪錄》所記的《李靖》故事：李靖於深山投宿，闖入龍宮，適逢天符令龍行雨，龍母因其兒子去東海龍王處參加婚禮，遂請李靖代勞行雨，並將雨具交給他，囑其按規定下雨。誰知李靖私自將降一滴雨改為二十滴。
結果地上降雨二十尺，致使龍母受罰。這則故事中李靖能代替龍王降雨，自然是命中具有仙格之人，而龍王受命於天，並且降雨量嚴格由天命規定，自然是封建等級制度之反映，但也正是由此可看出龍王在唐後期人們的觀念中已是乙個制度化了的專職雨師，行雲布雨已完全是其專職，而這卻是由印度佛教影響所致。
白族龍神崇拜和白族龍本主崇拜雖然在分化後，都繼續分別接受了印度佛教的影響，但在職能方面卻足以看出二者之區別。
白族龍神在職能方面，圍繞著原始水神意識來汲取印度佛教的養料，進一步強化了龍神即水神的觀念，專司雨水。
成為龍本主後的龍王就不僅司雨水，而且還成為了白族村社的保護神。因為白族的本主崇拜是具有農耕文化特徵的，以水系和村莊為紐帶的民間宗教，其核心是祈雨水，求豐收，求生殖。作為本主供的神對每一村莊都有全面護衛的責任，必須保佑境內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全境清吉、人畜平安。
或許正是出於這一點考慮，在本主崇拜之初，印度密宗裡威猛無比的龍王們便紛紛為白族人民接受，將之融攝為自己的本主。因為它們在白族人民的眼中是完全可以在行使司雨水職能的同時，又能保護境內五穀豐登、人畜平安，行使其他保護神的職能。
白族在接受印度龍王為自己的本主的同時，為讓龍本主進一步履行保護職責，也常按照印度龍王的家族模式，為自己本土的龍本主們營造了溫馨的家庭，如洱源茈碧湖浪穹龍王家庭。浪穹龍王段老三有九子三女，他們全都是洱源各水系的本主和龍王。這種根據水系的分布將之人格化了的具有「血親」性質的家庭實行嚴格的家長制管理，十分有利於從整體上起到了分布雨量、協調各地降雨的保護措施。
四印度佛教龍文化對漢族文化和白族龍文化的影響，除了表現在形象、神性、職能方面外，還體現在擁有財產方面。
印度佛教中龍王不僅居住在華麗而寬廣的龍宮中，而且擁有不可勝數的奇珍異寶。如《華嚴經》雲：「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眾寶皆從之生。
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娑竭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眾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
」此外，《經律異論》第三引《海八德經》雲，佛說海有八德，其中「海含眾寶，靡所不包」和「海懷眾珍，無求不得」即為二德，這諸多珍寶，皆為印度龍王所有。
中國六朝以前的史籍中很少提及龍的財產，先秦時《莊子·列禦寇》中曾提及「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頜下。」但在印度佛教龍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漢族龍文化觀念發生很大變化，龍宮中蘊藏無數奇珍異寶在漢文化中普及開來。
與漢族龍文化相似，白族龍文化也是全面接受了印度文化關於財產的觀念，並將其本民族化了。
責任編輯：亞鵑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作者 王玉昕 青年文學家 2012年第05期 摘要 伴隨佛教而來的還有天文 醫藥等科學技術。唐代高僧一行創 大衍曆 和測定子午線，對天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並且有醫方明之學。佛教的刻經促進了我國印刷術的發展，至今被儲存下來的世界上最古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