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風向微風 2011-7-21
摘要：王府長史司是明代管理親王府事務的機構。它的設定，實際上是為維護宗室利益和封建禮樂制度為目的的。
王府長史司作為藩王府的官屬，其設定和職權範圍是隨著明代宗藩政策的演進而發生變化的，而王府**的選任和境遇也表現出這一特點。
關鍵詞：明朝；王府長史司；職能
宗藩制度是明代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之一，而宗藩的管理亦茲事非輕。明代對宗藩的管理是由禮部與藩王的官署王府長史司進行共同管理，但又獨立於地方行政體系，這是明代宗藩管理的主要特徵。王府長史司是明代管理親王府事務的機構，考察該王府長史司的設定、職能以及**的選任、公升遷與境遇，對於我們理解和研究明代宗藩制度是很有裨益的。
本文有鑑於此，簡要撰述成文。
一、王府長史司的設定
王府長史司作為管理親王府事務的機構，其構建是隨著明代宗藩制度的確立逐步完善起來的。洪武三年（2023年），明太祖下詔分封諸子，「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1] (卷6,明太祖)。為了維護藩王尊崇的地位和處理宗藩事務的需要，同年，明太祖也在各地藩王王府上置王相府作為藩王的官屬。
王相府設立之初，「置王相府左、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傅各一人。從二品參軍府，參軍一人，正五品錄事二人，正七品紀善一人。正七品各以其品秩列朝官之次。
又置典籤司、諮議官。尋以王府武相皆勳臣，令居文相上，王相府官屬仍與朝官更互除授。是年置王府教授。
」次年（2023年），更定官制。「左、右相，正二品，文武傅，從二品，參軍，從五品，錄事，正七品，審理正，正六品，副，正七品，紀善，正七品，各署典祠正、典寶正、典儀正、典膳正、典服正、工正、醫正，並正七品，副，並從七品，牧正，正八品，副，從八品，引禮舍人，省注。」又到洪武九年（2023年），「改參軍為長史，罷王傅府及典籤司、諮議官，增設伴讀四人，選老成明經慎行之士任之，侍讀四人，收掌文籍，少則缺之。
尋改王相府所屬奉祠、典寶、典膳、良醫、工正各所正並紀善俱正八品，副，從八品。」洪武十三年（2023年），進行了一次較的調整，罷王相府，「公升長史司為正五品，置左、右長史各一人，典簿一人，定王府孳牲所、倉庫等官俱為雜職。」同時在洪武二十八年（2023年），「置靖江王府諮議所，諮議、記室、教授各一人。
」這時，王府長史司制度正式確立起來。建文帝即位後，銳意復古，「增置親王賓輔二人，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三人。郡王賓友二人，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五署官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
其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見時，侍坐，稱名而不稱臣，禮如賓師。」建文帝設定了賓輔和伴讀，以教育和輔導諸幼年王子。同時**人數也明顯增加，這表明了朝廷欲通過教化達到約束諸王的目的。
成祖初，又恢復舊制，「改靖江王府諮議所為長史司」。此時可以說至萬其建制已經相當完善了。又到了萬曆年間，「周府設宗正一人。
後各府亦漸置。郡王府增設教授一人。」(以上皆引自[2] (卷75,職官四)
二、王府長史司的職能演變
明初實行分藩政策，欲通過諸王「藩屏宗室」,鞏固邊防，加強皇權。但是隨著各地藩王勢力的膨脹，容易形成對**政權的威脅。朝廷為防止「尾大不掉」的弊病發生，歷朝皆逐步對明代諸王所擁用的特權加以限制，使得諸王在地方上的政治特權逐漸減弱，作為諸王府的官屬，王府長史司的設定和職權範圍實際上也在發生著變化。
洪武三年（2023年）定王府官制，分別設定左右相和左右傅，他們由勳臣和武臣擔任。朱元璋曾對王府的**說及：「王府設官，本古之道。
惟文章之士，以匡王之性體。吾欲端方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侮御邊，間中助王，使知時務」，王府**權力較大「出則為將，入則為相」。[3](卷7,諭秦王府文武官）他們可兼任行省參政，為地方行政首長，也可兼任都指揮使，掌握地方的兵權。
由於王府相傅官由於可以身兼數任，往往能夠影響或直接干頂地方有司事務，靖江王府官就曾與指揮耿良發生矛盾，「甚有欺凌指揮之意」。明太祖後來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令武相若有警，出則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不管軍馬錢糧刑名，其軍情事務文武議之。」[3](卷7,諭秦王府文武官) 洪武十三年（2023年），又對王府官屬的設定和職權範圍作了一次重大的調整，廢除了王相，而提公升了長史司的品級（為正五品），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確定王府長史司作為分封藩王府的屬官機構，顯然開始重要文官進行治理，有意壓制武官。
這些措施的實行，其目的是為了更加明確王府**的職權範圍，從而約束藩王的權力。
成祖以後的各朝更是力圖控制住各地藩王勢力的發展，制定和逐步完善宗藩條例，對諸王的活動增加限制，同時也將王府**的職權嚴格限制在王府範圍之內。王府長史司的具體職能，據《明史.職官志四》的記載：
長史，掌王府之政訟，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總其庶務焉。凡請名、請封、請婚、請恩澤，及陳謝、進獻表啟、書疏，長史為王奏上。若王有過，則詰長史。
曾經過犯之人，毋得選用是職。審理，掌推按刑獄，禁詰橫暴，無干國紀。典膳，掌祭祀、賓客，王若妃之膳羞。
奉祠，掌祭祀樂舞。典寶，掌王寶符牌。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
良醫，掌醫。典儀，掌陳儀式。工正，掌繕造修葺宮邸、廨舍。
伴讀，掌侍從起居，陳設經史。教授，掌以德義迪王，校勘經籍。凡宗室年十歲以上，入宗學，教授與紀善為之師。
引禮，掌接對賓客，贊相威儀。[2]( 卷75,職官志四)
從這條史料來看，王府長史司的主要職能則是處理藩王內部事務、協助朝廷處理皇室宗族事務。據於此，我們再結合明朝的宗藩政策及封建禮制的規定進行分析，其職能主要有：
1、輔導相規諷，以匡王失。明代藩王在封國內，擁有著相當大的政治、經濟、司法特權，且掌握著一定的軍事力量（王府護衛）。雖然明太祖朱元璋實曾申諭諸王「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4](列傳三·諸王)，但諸王欺壓官民的事情仍有發生，對**集權仍是乙個威脅。
為了防範藩王作亂，朝廷除了增加了限制，強調祖制和禮樂制度的約束，另外很大程度上也寄託王府**的輔導和規勸，「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5](卷8,吏部王府官)。永樂十年，趙季道、董子莊既要赴府任長史，成祖對兩人敕曰:「朕子趙王，年少多愆禮度。
今簡爾等為長史。宜悉心輔道，諭以德義，使博究經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之道；屏邪佞，親忠良，隨事規誨，務歸於正，以承藩輔之重。凡王國文武之臣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
毋輕易**，朝廷聞之，亦以禮待，爾等慎毋阿順，苟容畏縮不言，以負朕委任之意。[6](p1560)」顯然其長史司官有「奉王令旨行事，務要停當。有窒礙難行者，當竭忠諫止」的責任，否則「如有懷奸倚勢、撥置親王、以售私情、害地方者，撫按三司等官會同参奏治罪。
」[7](p1232)總而言之，王府長史司在王府中實則是起到監督諸王行為的作用，勸導諸王尊君明禮，以維護地方安定和朝廷禮制的重任。
2、處理宗藩禮樂制度上的事務。在封建**集權統治下，統治階級崇尚禮樂，將其作為維護社會秩序、鞏固國家統治的手段之一。「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
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8](p1336)，明朝對宗藩規定有朝見、請名、冊封之禮等規定，所謂「其生也請名，其長也請婚」[2](卷116,諸王一) ，遂有「凡請名、請封、請婚、請恩澤，及陳謝、進獻表啟、書疏，長史為王奏上。」禮制的繁瑣，通常是需要熟悉朝廷的禮樂典章的王府長史司**進行輔導的，並為王奏上。倘若藩王稍有失禮，親王不僅會受到皇帝的降敕質問，而且王府的輔導官更會因未盡其職而受到重責。
例如「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寧王奠培以皇太子婚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婚。憲廟言：『婚禮不賀，人之序也。
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況朝廷乎？王不據理遵例，乃遣人奉表來賀。雖云致敬，所謂事之不以禮也。
況表中又不審輕重，謬稱大婚，可乎？宜降敕諭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長史等官。
」[9](卷15)因而可以說處理宗藩禮樂制度上的事務實際上也成為王府長史司的**平時主要處理的事務。
3、擔任藩王的教育。明代藩王養尊處優，擁有種種特權，考慮到他們「日後貴倨之氣習，苟無禮義以養其心，又難束縛以麗於法，肄無所忌，民何以堪」[10](卷415,呂坤宗藩要疏)的情況出現，朝廷於是給各藩王安排專門的人員對諸王進行教導。明太祖分封諸王時，就十分重視對藩王的教育問題，「由於諸藩王在新的秩序下，擁有這麼重要的地位，他不憚其煩地給每個王子配備了儒士作師傅，教授他們以忠誠孝順之道和屏藩皇室之理。
」[11](p144頁)此後朝廷在王府中安排有教授、伴讀，擔任和幫助對藩王的教育，「凡宗室子弟其教讀官有缺，宜速遷授不可稽誤」 [5]（卷82,吏部王府官）這種規定便成為了定例。
三、王府**的選任和公升遷
洪武三年（2023年），朱元璋定王府官制時，就認為「古君分封諸子，藩屏國家，先擇人以輸之」[3](卷8,王相府長史敕文)，於是「以鄭九成、王克復、汪河、文原吉、朱復為相，桂彥良、熊鼎為傅。尋以耿炳文吳良謝成等為武相，傅位居文臣之上。」[12](卷40，職官十二)任職王府長官的左右相和左右傅，皆是勳臣和武臣，他們可謂國之重臣。
洪武十三年（2023年）後，確立長史作為長官，規定「選老成明經慎行之士任之」[2]( 卷75,職官志四)。王府**以長史為長官，**任滿多受朝廷重用，「周忱曾任越國長史，後得公升入戶部侍郎，撫江南，終尚書。」[5](卷82，吏部.
王府官)
但是明中葉以降，由於朝廷對宗藩勢力的控制日益嚴格，進而對王府**的選任與公升遷有著更為嚴格的規定的。朝廷仍規定若各王府有缺，「例該於國子監博士等官及在部聽選，教職並各王府紀善等官內公升用，其教授有缺，例該於聽選教官內公升用，止是親王出府左右長史例該隨得翰林院進士出身檢討公升調。」[13] 而對於王府**的公升遷則「題準王府長史等官，今後非真能輔導有助賢能可錄者，不許**服色品級」，又有「凡稱病乞令改用者，並勒令致仕，以輔導失職調者，不得授府州縣親民官。
」 但王府**通常是不能順利的公升遷，「先朝親王出閣，例選翰林二人侍講讀。天順初，英宗從李賢議，改用進士二人，授翰林檢討。及之國，即公升其國左、右長史。
從行歲久，加服俸，終身不得他遷。士人苦之。」[14] (卷4,宗藩)嘉靖八年（2023年）時，大學士楊一清曾上疏「乞容王官與別官一體公升用，王親亦選京官，縱不得內輕外之心，則展布猷，亦足自見」，但最終「吏部執不可」。
可見任職王府的**職位的公升遷變得很困難，若能公升遷至顯位便是成了奇聞，往往是終此官職，不復別用，直至致仕。王府**的重於選任而輕於公升遷的矛盾，使得進士選長史者皆是怨聲載道，再加上世人亦輕視王府**，最終朝廷也逐漸「不以進士除保」 [12](卷40,職官十二)，而改用高年不等的舉人，落職知縣擔任，長史司於是更成了位置閒散之地。
四、王府**的地位與職業風險
一方面，由於王府**公升遷的困難，使得他們在官場和社會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受到普遍的輕視和冷遇。「弘治間，進士十人被選，至與太宰耿文恪相詬詈，互呼為畜生。嘉靖間，吳秀水鵬秉銓，亦以選藩僚為中書劉芬所窘辱，雖皆受重譴不顧也。
」[14](卷4,宗藩)被選任為王府屬官的**往往感到失落，對其仕進之路失去信心，出現不願赴任的情況，「中書舍人劉芬素性不慧，或戲之日，吏部將以爾為之，芬大怒，即馳往尚書吳鵬家，裂冕毀裳，掉臂大詈而去鵬，以聞詔逮系拷問黜為民」[5](卷82，吏部王府官)沈德符也曾有類似生動的描述「到萬曆壬寅，福王講讀，用韓孫愛、陳翔龍拜檢討，亦遵董、徐往例，需次參藩。然在都下時，雖隸人亦以假翰林呼之，又絕望華要，居平多邑邑。至於長史，皆於藩封定期之頃，吏部乘間奏用進士部郎充之，膺此選者，如長流安置，舉家哀慟。
因思史官為王官，固為失意。」[14](卷4,宗藩)
另一方面，由於明代皇權統治下藩王在地方上地位尊崇，只有皇帝有權懲治分封諸王，而王府長史司只是藩王的官署機構，實則是為藩王服務而設定的機構。所以王府長史司無法對藩王的違法活動採取直接的干預，而只能向朝廷奏報，因而可以說王府長史司的約束和規勸的作用是有限的。這時，藩王很多時候便可能對王府的規勸不加理睬，或威逼利誘王府**共同進行各種違法的事情，當藩王行為違製受到朝廷的敕責時，王府官屬也通常因為「若王有過，則詰長史」，受到嚴厲的處罰，甚至被「咸皆顯戮」。
可以說任職王府的**是存在著很大的職業風險的，這也成為是很多士子不願到王府長史司赴任的原因之一。
五、結語
電大中國法制史明朝法律制度
一 填空題 1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立法指導思想是 2 作為反映朱元璋重典治天下政策的法律是 3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 4 清朝懲罰異端思想，推行文化 政策的形式是 5 中國封建社會國家對某些重要的商品實行專管的制度稱為 6 明清時期，遇有重大案件，由會審。7 明朝在司法制度上最突出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