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結合日本上世紀80年代日元國際化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經驗教訓,本文分析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可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但也有前提和侷限性。
對此我們提出了需要關注的問題和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經濟結構調整
此次危機給我們兩個啟示:巨集觀經濟方面,要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增強我國經濟發展內生動力;貨幣金融方面,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降低國際貨幣國金融危機向我國傳染概率。
一、貨幣國際化與經濟結構調整經驗分析:以日本為例
與我國相似,日元國際化中日本也面臨以擴內需為主的調結構問題。上世紀80年代,日本開始積極推進日元國際化,到2023年日本進出口額中日元結算比重各為14.5%和37.
5%,分別比2023年提高12.1和8.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日元比重也公升至8.
0%,僅次於美元和馬克。就在日元國際化加速過程中,面對日元公升值對出口企業帶來的巨大衝擊,日本**先後提出《前川報告》、《經濟結構調整推進剛要》、《調整經濟結構的基礎》、《經濟審議會經濟結構調整委員會報告》,試圖實現經濟由出口主導向內需主導的轉變。
(1)日元國際化期間的公升值未改善日本經濟對外需的依賴。日元公升值後,日本對外需的依存度出現短暫下降,但2023年之後又迅速提高,並恢復到之前水平(見下表)。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馬歇爾-勒納條件在當時的日本可能並不成立,日本的**順差僅2023年和2023年減少,其他年份卻在增加。二是居民收入並未隨日元國際化而提高。產業大規模外移的2023年和2023年,日本失業人數曾明顯增加;而「支援生產者」政策對一般居民收入提高無益,居民收入不提高自然無法擴大內需。
資料**:日本經濟企劃廳、日本銀行。
(2)日元國際化時的對外投資有利結構調整但也使產業空心化。借日元公升值契機, 1986-2023年日本對外投資年增速均超過40%。對外投資通過傳統產業轉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優化,但也造成產業空心化問題。
日本的教訓有兩點:一是在居民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貨幣國際化期間的貨幣公升值未必能促使內需主導模式的實現;二是貨幣國際化期間的對外過度投資和產業轉移會造成產業空心化,不利結構調整。
二、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
(一)國際化對擴大內需的影響。1、實際有效匯率公升值有利**收支平衡但不能單獨靠其實現。已有研究認為我國**品需求**彈性較大的居多,人民幣公升值將有助於我國**平衡實現,但卻不能單靠貨幣公升值,2023年7月匯改至2023年金融危機惡化前的公升值並沒有緩解我國**順差。
2、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公升值對擴大內需短期內有負面影響。公升值會降低進口商品**、增加居民消費能力,有利內需擴大。但我國外貿和就業中佔較大比重的勞動密集產業對匯率敏感性大,人民幣公升值會影響居民收入、抑制內需擴大。
3、對外產業轉移對內需的影響要視投資企業型別而定,企業型別不同,海外投資對居民收入影響不同。如果是產能擴大型,則有利,如果是產能轉移型,則可能引起產業空心化,不利內需擴大;而企業是內資的話,則可能抵消不利影響,但外資企業則難以抵消。遺憾的是,我國外資企業出口佔製造業出口的比重高達64%。
(二)國際化對產業調整的影響。1、人民幣國際化對國內產業公升級有正面影響。貨幣公升值可促進國內傳統出口型企業的海外轉移或公升級換代,還可降低進口成本有利於企業從國外獲得更先進的技術裝置。
而對外投資和產業轉移對產業公升級有正面影響但不大。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遭到重創、發達國家對中國崛起擔憂的情況下,我國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會比較曲折。2、人民幣國際化對服務業等非**部門發展有利。
長期來看,人民幣公升值可使**品和非**品相對**更為合理,引導資源由製造業流向服務業。
三、結論和建議
(一)國際收支平衡不能單獨依靠貨幣國際化期間的實際有效匯率公升值。為實現國際收支平衡,應從圍繞以消費需求為主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調整外資優惠政策、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等結構性政策以及匯率浮動來共同入手,並不能單純依靠匯率公升值尤其是對某一種貨幣的匯率公升值來實現。在擴內需方面,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收入。
(二)控制人民幣國際化期間對外投資和產業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一要控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公升值幅度,避免過度公升值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毀滅性打擊;二要控制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的速度使之於國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服務業的發展相銜接;三是鼓勵生產擴張型、市場開拓型對外直接投資,合理控制生產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
(三)優化服務業投資環境,鼓勵金融機構「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發展服務業重點在於優化投資環境,未來應繼續有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引導外資投向國內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金融業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受益的重要行業,要在不斷發展完善國內金融市場並穩步提高市場開放度的同時注重開拓國際市場業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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