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助理，顧名思義就是法官的助理，是由法官指導下開展從事審判輔助工作的法院內部公務人員，法官助理本身沒有審判權。法官助理最早產生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美國，當時是美國的法官以私人的名義聘請法官助理，後來得到美國聯邦和其他一些國家的認可後逐步推廣，至上世紀末被我國法院引入。
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國最高法院的指導和推行過程中主要經歷以下階段： （ 一） 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首次提出了在高階人民法院開展法官助理制度，摸索法院人員分類管理的經驗； （ 二） 2002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若干意見》明確了在全國法院試行法官助理制度； （ 三） 2004 年 9 月經中組部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於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開展法官助理試點工作的意見》，同時明確海南省高階人民法院、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遵義市紅花崗區人民法院為全國試行法院； （ 四） 2007 年 12 月，最高院下發了《關於在西部地區部分基層人民法院開展法官助理制度試點、緩解法官短缺問題的意見》和《關於在西部地區部分基層人民法院開展法官助理制度試點的實施方案》（ 以下分別簡稱《試點意見》和《實施方案》） ，使法官助理制度試點擴充到西部 800 多個基層人民法院。再到近些年，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基層法院為有效緩解案多人少的現實困境，也紛紛嘗試採用法官助理的形式。
［1］以在我國試行法官助理制度較早的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為例，該院打破傳統的「一審一書」式，實行加入了法官助理的「3 +2 +1」和「1 +1 +1」模式： 普通程式為三個審判員，兩個法官助理，乙個速錄員； 簡易程式為乙個審判員，乙個法官助理，乙個速錄員。其中，法官助理又分程式助理和文字助理，程式助理的工作主要是送達、排期、調查取證、證據交換等庭前準備工作，文字助理主要承擔法律文書的起草工作。
審判員的主要精力放在**和法律文書的修改定稿上。全國其他一些正在試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法院採取的配比模式（ 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 還有上海市高階人民法院的「3 + 3 +2」模式，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的「2 + 2 + 2」模式，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1 +2 +2」的模式，深圳羅湖區人民法院的「3 +3 +2」模式等，它們與北京市房山區人民相比也都是大同小異。總體看來，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國處於試行推高階段，其定位、職責等尚待法律認可確定，理論****界和實務界也有各自不同的見解，但對於我國試行並推進法官助理制度的必然性、可行性和現實意義已為多數人認同。
事實上，法官助理制度十餘年的試點工作，在緩解當前法院人少案多這一凸出矛盾中，發揮了積極重要的作用。最直接的作用便是讓審判人員從大量繁瑣的輔助性事務中解脫出來，相應地減輕其工作壓力，使其有更充足的精力和清晰的思路來處理案件的審理。這也讓我們看到法官助理的現實需求量，高校法學院如能做足準備，主動介入，與人民法院一起推動這一制度的深遠發展，確保法律事務（ 輔助工作） 人才梯隊建設良性迴圈，進一步優化審判資源和人力資源，其對促進法院審判工作和隊伍建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對中國法治程序建設、法學教育改革的意義和影響都將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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