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港導遊詞

——遠古時期的農耕開發

張家港地處太湖流域、長江下游，是我國較早發展農耕經濟的地區之一。幾千年來，勤勞勇敢的張家港先民，順應自然，開墾種植，興修水利，發展農耕，在建設錦繡江南的歷史程序中做出了卓越貢獻，積累了豐富經驗。

原始社會的稻作文化

據志書記載，早在六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在大江南北從事耕種，飼養牲畜，並在耕作上進入耜耕階段（見《江蘇省志·農業志》第517頁）。這一結論，是從有關文物考古成果中得出的。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浙江河姆渡遺址和吳縣草鞋山遺址等處先後發現大量的炭化稻穀。考古學家經過考察分析，認為早在六七千年前江南先民就已經從原始狩獵、採摘野果轉入種植水稻、簡易農耕階段，並由此產生了原始社會時期的稻作文化學說（見中華書局《吳地文化一萬年》第26頁）。

2023年，東山村遺址在風景秀麗的香山東麓發現。從遺址出土的紅燒土裡發掘出明顯的稻穀、稻草的遺跡遺存，在出土器物中發現了原始農耕工具石耜。南京大學的考古專家在孢粉中又化驗出水稻蛋白石成分。

由於東山村遺址已確認為距今約八千年，是目前太湖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最早的古文化遺址，據此，專家推斷，張家港的先民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就已經開始種植水稻，張家港地區是江南地區較早從事簡易農耕經濟生產的地區之一。

在張家港境內，發現稻穀、稻草遺存的並不僅僅是市域西部的東山村遺址，還有位於市域東部的徐家灣遺址。徐家灣遺址在今塘橋鎮鹿苑境內，距今約五千五百年。從遺址中發現的稻穀遺存經考古專家化驗，證實有粳稻和秈稻兩個品種，這是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考古發現。

考古學界對於水稻的起源和進化曾進行過深入**，大多數人持「野生稻－秈稻－粳稻」的觀點。如果此說成立，那麼徐家灣遺址稻穀遺存的發現，說明當時的農耕生產水平比起二三千年前的東山村時期又有了顯著進步。

儘管由於沒有文字記載，後人對於遠古時期稻作文化的具體情況難窺其詳，但是從東山村遺址和徐家灣遺址的考古成果可以進一步證實，中國是世界上種植水稻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太湖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是我國稻作文化主要發源地之一。

春秋時期的江南開發

西元前1100多年，張家港境內已經屬於奴隸社會的商代末期。周國先王古公亶父的兒子太伯、仲雍為避國讓賢，從中原地區千里迢迢來到江南。當時的江南含張家港地區，雖然已有簡易的農耕經濟，但總體發展水平落後於中原地區，用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話說是屬於「斷髮文身」的「荊蠻之族」。

太伯、仲雍來到這裡後，放下貴族子弟的架子，入鄉隨俗，爭取民心，發展經濟，生根立足，為開發江南做了許多有益工作。

首先，入鄉隨俗，斷髮文身。古代江南的沿江地區，由於靠江近海，沼澤遍布，老百姓的主要生活**就是打魚，因此常年辛苦勞作在江河湖海，江南民間於是就有了「斷髮文身、裸以為飾」的傳統習俗。顯然，斷髮文身同中原地區束髮戴冠、舉止文明的習俗相比，是原始的落後的。

但是，太伯、仲雍非但沒有看不起或者嘲笑斷髮文身的習俗，反而毫不猶豫地也同他們一樣斷髮文身，從裡到外、從頭到腳都按當地習俗進行裝束打扮，表明扎根江南的決心，從而取得了土著居民的好感和信任。

其次，教民稼穡，發展生產。太伯、仲雍毫無保留地把中原地區發展農耕的勞動方式和生產經驗傳授給江南百姓，所謂「教民稼穡」（見《江蘇省志·農業志》第517頁）。同時結合江南的氣候、土壤、光照等環境特點，發展農耕，種植水稻，栽培桑樹，飼養家蠶，努力解決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問題。

還引導百姓飼養家畜、家禽，改善人們生活。在無錫梅里附近，至今還有兩個分別稱作鴨城和麋城的地方，據說就是當年太伯建造的規模很大的養鴨場和麋鹿場。此外，太伯弟兄還傳授製作陶器的工藝，發展江南製陶手工業。

這樣一來，老百姓的生活很快富裕了起來。

第三，修築圍城，安定人心。由於太伯、仲雍尊重江南習俗，發展地方經濟，所以很得民心，不出幾年就有千餘家土著居民前來歸附。太伯考慮到中原地區戰火頻繁，可能會殃及到江南，於是在梅村（今屬無錫）附近修築了一座圍城，城的周長有3裡20步，外延部分卻有300裡之廣，老百姓就住在圍城裡面。

與此同時，弟兄倆還把中原地區比較文明的道德理念、生活方式教育當地百姓，把「半生為食」的飲食習慣改為「全熟而食」，把「窩棚而居」的住宿習慣改為「建房立巷而居」，以此逐步培養良好的生活習俗和社會風氣。在此基礎上，太伯就順理成章地在江南建立起國家，稱作「勾吳」，也寫作「句吳」。

由於江南地區呈現出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喜人景象，太伯、仲雍兩位先哲由此被百姓尊奉為「田神」、「種田老祖」。（見無錫太伯廟導遊詞）。晉代詩人陸機在《吳趨行》詩中讚美吳地民風清嘉、百姓富庶時，有「太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之句，高度概括了兩位先賢的卓著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