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衰讀後感

2021-03-04 00:50:22 字數 4640 閱讀 6668

保羅·甘迺迪(1945-),英格蘭人,曾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皇家歷史學會會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重點研究和講授當代戰略和國際關係,是多所大學的客座研究員和客座教授。曾撰寫和編輯過10本有關海軍史、帝國主義、英德關係、戰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而大國是指具有土地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與小國相比,具有生存能力強、戰爭潛力雄厚、迴旋餘地大等有利條件,有利於支援長期戰爭的國家本書總結了公元2023年以來大國興衰的歷史,論述的是近現代(即文藝復興之後)的國家或國際力量,追述和闡明了自西歐建立「新君主國」和全球性跨洋國家系統以來,五個世紀中各大國的相互關係與興亡盛衰。毋庸贅言,這將涉及大量戰爭,特別是那些對國際秩序有巨大影響的、由大國聯盟進行的大規模長期戰爭。但是,這又不完全是一部軍事史,它也追溯公元2023年以來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經濟史,本書重點是描繪國際體系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

並對「今後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預言。作者反思五百年來世界各大國興亡盛衰、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強調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經濟力量是軍事實力的後盾。大國興起,起於經濟和科技發達,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強盛和對外征戰擴張,大國之衰,衰於國際生產力重心轉移,過度侵略擴張並造成經濟和科技相對衰退落後。

保羅甘迺迪還對「今後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預言。他認為:第一,在最近的將來,沒有任何國家可加入目前(2023年)由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組成的「五頭政治」中去,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將是最後的大國。

第二,就五國而言,世界生產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經從蘇聯、美國和從歐洲經濟共同體,向有利於日本和中國的方向傾向。雖然中國還落後於日本,但是它發展得最快。第三,中國經受了長期的艱難困苦,它的現任領導人看來正在實現乙個巨集偉的、思想連貫和富於遠見的戰略,即在國家主義的意識指導下,平衡各方面的改革要求,利用一切注重實效的手段來竭力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

最後,保羅甘迺迪強調說,儘管中國此刻正壓縮軍備開支,但它無意於將來仍然在戰略上「無足輕重」;相反,中國越是以柯爾培爾式的國家主義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就越是意味著要搞軍備擴張基礎上的強權政治。「這僅僅是時間的問題」。當然蘇聯的解體,打破了這位預言家所說的話。

但是,他是乙個史學家而不是預言家,即使是預言家也會出錯。 文中主要觀點: ⑴保羅甘迺迪也注意到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國家之間的相對地位。

他認為,領先國家的相對力量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科技的發展大大提高某些國家的相對實力,從而也就降低了其他國家的相對實力。科學技術是決定大國興衰諸多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⑵世界上大國的興替是很頻繁的。當然,變化的力量來自於長期戰爭的結果,但這種戰爭的力量又是基於經濟的實力。取決於國家生產性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率的高低,取決於經濟上的興衰情況。

在世界事務中,領先國家的力量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主要因為各國的增長速度不一樣。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取並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 ⑶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的。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可使一國比另一國得到更大的優勢。例如,公元2023年以後問世的帆動力遠洋炮艦和大西洋**的繁榮,就使歐洲各國受益不同,一些國家的發展速度比另一些國家快得多。

正如德國商業理論家馮霍尼希寫道:「乙個國家當前富強與否不取決於它本身擁有的力量和財富,而主要取決於鄰國力量的大小與財富的多寡。」 ⑷經濟力量的轉移預示著新大國的崛起。

而且從長遠看,在每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乙個軍事大國(或世界性帝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絡。其原因有二:第一, 支援龐大的軍隊離不開經濟資源;第二,在國際體系中,財富與力量總是聯絡在一起的。

⑸還可以得出另乙個普遍適用的結論,即為爭奪歐洲或世界霸權而進行的大規模聯盟戰爭的最終結局,與雙方動員的生產資源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反對西班牙-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拿破崙戰爭等18世紀大規模衝突,以及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證明了這一點。在一場大國間(通常是聯盟間)的長期戰爭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一方,或屬於最後仍有財源的一方。

本書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本書未述及康德拉季也夫經濟發展週期與大規模(或全面)戰爭之間的關係的理論。此外,本書也未詳細**戰爭起因的一般理論,以及是否由於大國的盛衰才爆發戰爭。

同時,這也不是一部闡述帝國理論、帝國統治的影響或帝國統治是否有助於加強國力的專著。不僅如此,按照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尼爾福格森的說法——本書是經濟決定論的產物。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

美國,乙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國家,卻在短期內成長為世界強國。在當今一超多強的格局下,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是無可替代的。中國作為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泱泱大國。

不管是近代還是現在,仍然落後於它。這證明美國有著存在一些我們可借鑑的東西。當代世界大國至少要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

眾多高素質的人口,遼闊廣袤的疆域,強大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以及所謂的「軟權力」。我們硬體設施滿足了條件,但軟體即軟實力仍不夠。所以我們要學習。

同乙個**集權且控制甚嚴的大國相比,美國社會那種結構鬆散和自由放任的特性有可能在適應變化的環境方面,賦予它更好的機會。但美國那種鬆散的聯邦也有自身的缺陷,而且政治體制上的變革比較困難。 時殷弘在總結了美國的歷史經驗後,提出了可供中國參考的三大戰略:

自助、不出頭、搭車。「第一是傳統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所謂自助(self-help)。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國防建設,「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基礎上,改善**裝備,加速國防現代化」。

不受任何事情的干擾,專心致志地搞自己的改革和建設,穩步增加綜合國力。第二是所謂不出頭(hiding),它例如體現在美國歷史上的孤立主義傳統之中,近幾年來我國的韜光養晦外交也含有這個意思。」。

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出頭的做法應當成為中國的榜樣。。第三是歷史上由來已久,但遲至近年才由西方國際政治學界予以理論**的搭車(bandwagoning)戰略。

這一戰略是從國際權勢分布的等級結構出發,以減小自己的某些行動自由為代價,與一流大國及其國際體制合作,爭取其支援、保護或其他實惠,同時減少甚或消除來自該大國及其國際體制的威脅。 特別是第二點:不出頭。

因為槍打出頭鳥,貿然出頭會受傷的。美國在19世紀末已經具有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實力,但它不出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

戰後,美國不參加國際聯盟,「英國再也不肯充當世界警察」,使得「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很快便失去了作用。即使如此,美國還是大規模地削減了軍事力量,從世界各地(包括歐洲、中國、朝鮮)收縮回撤。只是在蘇聯大肆擴張,歐洲落下鐵幕,西柏林遭圍困,希臘、土耳其、伊朗瀕危,韓戰爆發後,美國才義無返顧地出頭了。

擔起世界老大的擔子。 世界警察和普通警察一樣,既要奉公守法,工資也不比別人拿得多,還要面對更多的安全風險。有時甚至還要倒貼錢,以維持軍費開支。

當今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不令人羨慕,世界大家庭眾口難調,每個人都既要用你,又要罵你,還不許你拍屁股走人。即使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美國,也不要急於當「老大」,因為人均國民收入還差得遠呢。一旦接過擔子,將會加重國家經濟的發展的負擔。

在我們國家整體實力未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還是與世界老大保持距離吧,這頭銜不要也罷。美國是好的榜樣,臥薪嘗膽才是王道大國的崛起靠的是科技、教育、人才。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就是國民素質的較量,是人才的較量。

所以教育的發展也很重要。美國早在是英國殖民地時就對教育非常重視,到2023年,英屬13個殖民地人口不過260萬,但已仿效英國牛津、劍橋等大學創辦了哈佛、耶魯等9所學院,教育環境甚至都強過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時期的初等教育相當發達。

2061計畫"是美國促進科學協會聯合美國科學院、聯邦教育部等12個機構於2023年啟動的一項面向21世紀、致力於科學知識普及的中小學課程改革工程,它代表著美國基礎教育課程和教學改革的趨勢。中國也實行了教育改革。先後提出「211工程」、「985工程」,力爭在21世紀初建成擁有一批高等學校和學科、專業接近或達到國際一流大學的水平的大學。

2023年又推出了「2011計畫」即「協同創新計畫」,積極推動協同創新,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專案引導,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促進資源共享,聯合開展重大科研專案攻關,在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是中國方面的教育重視有餘但投入不夠,高校發展仍然存在問題:辦學體制、行政體制僵化、管理體制落後、評估體制不透明,沒有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

教育事業要學習美國,雖然改革很難現在雖算國力昌盛,可是人均要趕上美國最快也得到本世紀末了。基尼係數較高,非法收入無法控制。中國國民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的相比還不是乙個等級,相差甚遠。

我們習慣以自我為中心,習慣於和自己的過去作比,驚嘆於我們取得的成就。但人們理應清楚,乙個國家強大與否,主要是取決於和其他國家的比較。而且這種比較理應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侷限於某個狹窄的領域,我們要向前看。

真正能征服別人的是文化的凝聚力,是軟實力。而不是所謂的政治軍事力量。回想隋唐盛世,吸引別國來唐的不是你的強大軍事,而是當時繁榮的文化。

現在我國人才的流失比較嚴重。一些高素質人才漂流過海,留學海外,驚嘆於國外的好,而不願回到祖國;還有一部分人有錢了,不是回饋社會,而是選擇了拿「綠卡」;好逸惡勞的習性開始抬頭,中國大使出使坐頭等艙,美國大使坐經濟艙,中國三公消費數量太巨大;一些承包商建設的武漢長江大橋短期內修了二十幾次,而五十年代建設的長江大橋卻至今仍完好如初這種社會風氣反映的是我國公民道德素質的低下,更深層次的是文化低下,不能夠正確引導公民的行為。所以,我們要改變的太多,要向別人學習的也太多。

所以在發展政治經濟的同時,不要忽略了文化,不僅要注意,而且要重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有人說:

成功是不可複製到的。中國自身的問題太多了,不是研究一下別國如何興起就可以解決的。但能夠學習的還是要盡量學習。

即使他不能是你成功,但也能保證你不至於太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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