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科舉興學堂：清末袁世凱何以成為教改急先鋒
2010-11-24 13:54 中國新聞網我要參與(5)
袁世凱以出賣戊戌維新派、復辟帝制成為眾所周知的反面人物。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大量史實論證了袁世凱在清末民初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對歷史的前進「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p51)。其經濟思想和措施「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2](p83)，特別是促進了民族工商業的較快發展[3](p116)。
也有人概略地提出「其教育觀點是進步的」[4](p208)，卻未加以論證，連基本的史實也語焉不詳。其實袁世凱在清末，曾利用手中的權力議廢科舉、興學儲才，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推動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筆者不揣淺陋，就此問題進行初步**，以就教於方家。
一 袁世凱早年接受的是傳統的文化教育，曾兩度參加科舉考試，都名落孫山。一怒之下，他燒毀所有的書籍，決心投筆從戎 。他說：
「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5](卷一p4-7)2023年5月，袁世凱投身於淮軍將領吳長慶幕下，在朝鮮「壬午兵變」中嶄露頭角.朝鮮國王要求清**派他幫助朝鮮編練新軍，「指授一切教練事宜」[6](p23)。
袁世凱受命後，「草創章制，編選壯丁」，延請在德國受過正規軍事教育的王得功為教官。經過月餘的訓練，這些士兵就「技藝嫻熟，步伐整齊」[5](卷二p2)。袁世凱也因此深感西方軍事教育的先進性，萌發了改革中國傳統軍事教育的思想。
甲午戰爭期間，袁世凱隨軍幫辦糧臺，目睹了清軍的腐敗無能，認識到：「此次兵務，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其尤足患者，在於軍制冗雜，事權分歧，紀律廢弛」。指出要改變這種情狀況，必須「廣設學校，精選生徒，延西人著名習武備者為之師，嚴加督課」，使將士學會槍炮用法，戰陣指揮;同時選派年富力強的將士「出洋遊歷學習」 [7](p218-219)，提高將士素質。
2023年12月，袁世凱到達小站後，立即提出應以「設立學堂為練兵第一要義」，並著手建立了炮兵、步兵、騎兵、德文四所隨營學堂，統稱行營武備學堂，次年5月開學。還每月從自己的薪金中拿出1/3(約**200兩)作為獎學金，以獎勵品學兼優者[8](p38)。6月，又開辦了講武堂，輪流抽調在職哨官和哨長「聽講行軍攻守各法」 [8](p88)。
袁世凱本人也悉心講求西法，對軍事訓練中的每乙個號令，「無不心摩手訂」 [8](p5)，虛心向洋教習請教。他還重用受過系統軍事教育的人才，據不完全統計，袁世凱任命的第一批隊以上38名軍官中，武備學堂畢業生佔27人，武備學生成為新建陸軍的骨幹力量。在這些軍官帶領下，經過三四個月的訓練，這支軍隊就顯得「整肅精壯」，「較之淮、練各營壁壘一新」 [9](卷一)。
俄、日等國武官到小站觀操後，也「詫其軍容之盛」[10](p338)。
軍事教育改革初見成效，給袁世凱極大的鼓舞。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前後，山東一時成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清廷和各省督撫的函電都由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轉達。「交涉案件沓來紛至，棘手異常，每擬選員分辦，輒至無可任使」[11](p105)，使袁世凱倍感培養具有近代知識人才的重要性。
指出只有「亟思變計，興學儲才」，使人材輩出，才是「圖治根本」，把改革科舉制度，興辦學堂，培養人才提到了治國根本的高度。為此，他於2023年4月向朝廷復陳變法新政時，就提出了變科舉的主張。他認為：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上千年，幾乎和整個封建制度連成一體，已呈「積重難返」之勢。如果驟然廢止，必有「浮議撓之，錮習蔽之」，遭到社會的強烈反對。建議舊科仍按期舉行，「不必一旦全廢」，只將「舊科中額，每次遞減二成，實科遞增二成，以六成為度」，使廣大的士子了解朝廷廢科舉傾向，而且實科取中者也一體給予功名，從而引導廣大士子「爭自濯磨」，進入學堂讀書，「皆漸勉為有用之材」。
當學堂漸多，成材的人增加，再將「舊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額概行廢止，一併按照實科章程辦理」，從而徹底廢除科舉制度。顯然，袁世凱考慮到了改革科舉制度和社會承受能力的關係問題，主張在社會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逐漸廢除科舉制度，以實現科舉「不廢而自廢」的目的，而不是「操切以圖」[12](上冊p271-272)，從而有利於減輕改革給社會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袁世凱的主張得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位重臣的熱烈響應。2023年6月，劉、張二人在第一次會奏變法事宜一折中提出了比袁世凱更為積極的廢科舉主張，即「分鄉會試中額，以為學堂中所中舉人進士之額」[13](卷二十七p23)，逐漸遞減科舉，以期10年3科減盡。
在朝野上下，一片廢科舉的呼聲中，清廷被迫作出些許讓步，於2023年8月29日宣布：「著自明年為始」，鄉會試「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而改試策論 [14](第一輯下冊p129)，終於在廢科舉的道路上重新邁出了一步。但袁世凱對此並不滿意，他認為，廢八股改試策論，「究非實詣可比」。
一些人「泛覽翻譯之新書，或涉獵遠近之報紙，亦能侈口而談經濟，挾策以幹功名」，不僅考取者「沒有實在學問」，而且「群相率為剽竊抄襲之學」，勢必使許多人「不肯身入學堂，備歷艱苦」，成為學校發展的嚴重障礙。鑑此，他於2023年3月聯合張之洞會奏遞減科舉而專注學堂。在奏摺中，他們強調指出：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學校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建議盡快地廢除科舉制度，「俾天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體現了袁世凱等人要求廢科舉的強烈願望。但為了減輕改革的阻力，他們又提出「鄉會試分三科減盡」，並為舊日舉、貢、生員「寬籌」出路：
建議讓30歲以下「易於改業」的，進入學堂學習;30至50歲的，「可入仕學、師範速成兩途」;50至60歲和30歲以上不能「入速成科」的，每科大挑或揀發一次，考中者「用為知縣佐貳雜職」;60歲以上的，「酌給職銜」[13](卷二十九p7-9)。
日俄戰爭後，日俄兩國由敵對走向聯合，重新調整了在我國東北和朝鮮的勢力範圍，對中國構成了更為嚴重的威脅。袁世凱又一次「主稿」請廢科舉，於2023年9月，「電商鄂督連銜」會奏[14](第二輯上冊p116)，稱：目前「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如再遲之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
強鄰環伺，豈能我待」。只有毅然決然，先停科舉，才能推廣學校，「化民成俗，內定國勢，外服強鄰」 [13](卷三十一p57)。表現出袁世凱等人要求廢科舉以推廣學校的急切心情。
從以上三個奏摺可以看出，袁世凱廢科舉的思想，有乙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把科舉制度的廢除作為推廣學校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洋務運動中，由於「科舉不廢，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為恥」，使得推行了多年的洋務運動成效不著 [14](第一輯上冊p603);維新運動中，康有為等人主張「俟學校盡開」之後，才徐廢科舉[14](第一輯下冊p78)，使士人皆有觀望之心，同樣不利於學校教育的發展。
袁世凱在總結和吸取以前教育改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力主盡快廢除科舉制度以推動學校教育的發展，從而有利於全國上下確見朝廷「裁減科舉、歸重學堂」的意向，使人人「爭自濯磨，相率而入學堂，以求實在、有用之學」[15](p13)。顯然，這一主張更有利於推動改革的程序。
當然，科舉制度的最終廢除，還和袁世凱在清末**中縱橫捭闔，地位顯赫有關。2023年11月，袁世凱調署直隸總督後，旋即參與政務處籌辦新政，翌年即實授直督，兼任商務、路政、電報、練兵大臣等頭銜，一時成了清廷唯一的畿輔重臣。2023年前後，「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問諸北洋」 [16](p468)，以資取決。
而恰恰在此期間，袁世凱聯合其它督撫請廢科舉。雖然「朝士攻之尤力」 [17](p6)，但清**還是認為袁世凱等人「所陳不為無見」，並於2023年10月下令自丙午科(2023年)始，所有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一律廢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 [12](下冊p1191)。從而使廢科舉這一幾代人為之奮鬥而未能完成的任務，終於在袁世凱等人的努力下，被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