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茵之
**：《西部學刊》2023年第02期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晚清王朝從乙個閉關鎖國的**大國，開始認識和走向世界，其中駐外公使是乙個最先踏出國門、親身體會西方社會的特殊群體。
法國歷史悠久，革命持續的時間也最長，對清末中國的影響也頗深。但目前為止對於駐法公使的研究還處在摸索階段，並沒有完整體系。本文通過對清末駐法公使這一群體的人才選任、功績影響等的研究，分析駐法公使群體對推動中國走向世界、走出外交困境的意義。
一、駐法公使群體構成
同治九年（2023年），崇厚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就天津教案一事帶領隨行人員赴法國致歉。這是清朝**首次向法國派出使團，此時尚未形成完整的外交以及使節制度。直至2023年，第一任駐法公使郭嵩燾上任，清廷駐外公使制度才開始逐漸確立。
駐法公使的選派，通常以舉薦的方式產生，主要由總理衙門和南北洋大臣舉薦，以甲午戰爭為分界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清廷的選官一直以科舉正途出身為主，「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巨集用也。」[1]2001而甲午戰爭之前，對於西方文化，清朝**大都是嗤之以鼻的，西學問津者不多，要其離開「**大國」去往「蠻夷小國」當駐外使節，被不少學者視為「有辱名節」之事。
因此清廷只得選任熟悉洋務的**，並沒有專門人才可用。
甲午戰爭慘敗，中華民族的危機進一步加深。庚子事件後，面對日益棘手的外交問題，學習西方文明變得迫在眉睫。隨著新條約的簽訂，諸如商務、礦產、租界等新湧現的問題急需專門的外交人才來處理。
面對新的局面，越來越多的儒家學者開始摒棄傳統的觀念，正視起西方文明。一批如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培養新式外交人才的學堂興起，開始培養新式的外交人才。這些精通法文、國際法與西方文化的新式人才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式官僚，成為駐法公使的**。
這一選任標準的變化，體現出了晚清在選官制度上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