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制度和規則創新：強調合作性，設計更為合理的表決機制來保障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保持區域開放性，制定公平民主的加入機制和增資規則吸引更多亞洲國家加入基礎設施領域區域合作；提公升透明度，建立切實可行的內部問責機制確保機構高效運轉；注重可持續性，構建完善的可持續政策體系以加強發展中國家成員的能力建設。
與既有的世行、imf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亞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項制度創新，是改革中的新成果。這個「新」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首先，中國一再強調亞投行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建設性，其中全球各國爭相加入亞投行就是對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最好詮釋。
從最新名單中可見，參與國家已大大超出了亞洲和歐洲，輻射到了美洲大陸。事實證明，由中國發起籌建的這一全新的多邊金融機構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並且，隨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多，中國佔股會相應下降，這表明中國雖在亞投行中有主要影響力，但並不刻意尋求「一家獨大」。
這是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最大不同。
其次，亞投行強調補充性，而非挑戰性，強調合作共贏，而非對立對抗。亞投行建立的初衷是為了滿足亞洲龐大的基礎建設需求。目前，即便專注於亞洲地區的亞行，其每年約13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遠遠無法滿足亞太地區龐大的基礎設施資金需求缺口，據估算，亞太地區未來10年間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
對此，在美國把持下的世界銀行、imf以及美國和日本共同主導的亞行等國際機構日前也紛紛向亞投行丟擲了「橄欖枝」，表示樂意與其進行合作。
「第三，從治理結構來看，亞投行體現了什麼叫『大國責任』。」劉宗義說。無論是世行、imf，還是亞行，它們更多地是為主導國自身利益服務的，很多標準都與國內政治、人權掛鉤。
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投行雖然以亞洲國家主權信用作為擔保，建立之後也會制定一系列標準，但中國已承諾絕不會藉此干涉他國內政和人權。作為乙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要利用亞投行這樣乙個平台實現兩大目標，即為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好的基建設施，與亞洲國家一道推動地區的發展繁榮，提公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
不是獨奏曲，是協奏曲
亞洲的區域性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早在2023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就已顯露無遺，亞洲國家間的貨幣錯配、亞洲金融市場的債務期限錯配，以及金融結構的錯配至今仍然影響著亞洲經濟發展。
尤其在金融結構錯配方面，亞洲國家普遍儲蓄率較高，但金融機構投資的方向往往會選擇歐美市場，然後歐美投資者再拿這部分資本投入到亞洲市場。亞洲國家缺乏自己的金融制度安排，獲得自身發展所需要的長期資本。
以亞投行為代表的，是一系列中國提出或參與的金融安排——金磚國家發展銀行、絲路**，再加上較早時候提出的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構想，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財經》記者分析，中國提出的這一系列金融安排，主要目的是用於彌補嚴重滯後的亞洲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現狀，在此層面上尋求區域內國家和外部國家的利益共同點，並擴大合作空間。
一系列亞洲地區現實的資源和機制錯配之後，反映的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失調。
布雷頓森林體系已運轉70年有餘，應對全球經濟環境時已明顯力不從心，各國經濟實力和話語權更出現顯著錯置。不少成員國在體系建立之初還只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進入21世紀，西方的經濟實力衰退，彼時的殖民地成為此時拉動全球經濟成長的新興勢力，話語權的分配還停留在70年前。作為「二戰」戰勝國，中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擁有第四大股權，但卻不具備等量話語權。
2023年金融危機後，國際貨幣**組織於2023年完成改革方案，經過各國理事批准，但是被美國一票否決，擱置至今。「美國這幾年在經營這些組織上可謂『漫不經心』和『傲慢』」上述訊息人士表示。
亞投行雖然被美國**批評為對現有經濟秩序的挑戰，但在國際**上卻得到了近乎一邊倒的支援。iimf和世行的改革已是眾望所歸，乙個新興的國際金融機構被寄望於可以對遲滯的改革步伐形成壓力。
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聯合主席大衛·馬什（d**id marsh）對《財經》記者表示，imf和世行改革的步伐如此緩慢，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不滿是有道理的，亞投行的推出部分地反映出這一點，「然而，亞投行的出現會被證明是師出有因，它體現了亞洲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支出，而現有的機構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開發性金融市場上，多乙個競爭對手將有助於效率的提公升。
以世行和亞行為主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已將重心從復興和開發的廣義目標轉移到以民生專案為主的扶貧目標。除了在中國和少數國家之外，效果不彰。這些機構已遠遠無法滿足新興經濟體對基建的需求。
而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為主推動的以基建投資為重心的開發性金融模式則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同。
歷史上，美國對其他國家主導的多邊機制也曾多有阻撓。2023年，日本在成立亞洲開發銀行時，美國也曾表達了同樣強烈的反對態度：既已有世行，何嘗需要多乙個多邊銀行？
日本最後說服了美國，重要的交換條件是讓美國和日本在亞行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日本又在2023年金融風暴後提出設立亞洲貨幣**——提議很快被美國和中國否決，甚至引出日本是否又要推動「東亞共榮圈」的質疑。「日本的處理方式不對。」熟悉這一過程的專家表示，日本當初未與中美進行任何磋商，就公開對外宣布，沒有留下任何迴旋餘地，遇到迎頭痛擊。
可見外交切入點非常重要。
或許是多少吸取這一教訓，亞投行首先將亚细安作為突破口。中國與亚细安的各類合作已經具備相當的基礎，亞行在湄公河次區域的多類合作也為該區域進行進一步多邊合作做好準備。
亞投行挑戰
有研究顯示，10％的國際機構已因運營不佳有名無實，38％進入「彌留」狀態。這些湮滅的國際機構留下了前車之鑑，亞投行在建立之時打下了不錯的路基，但走下去還面臨不少荊棘。
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規則、如何制定標準、如何提高投融資效率、資金如何整合、債務風險如何規避等都只是一長串問題單子中的一部分。「可以想象，亞投行運作起來會碰到許多棘手的難題，畢竟各國政治制度、經濟水平、宗教信仰等差異大，遵循的遊戲規則也不一樣。」***參事夏斌對《財經》記者指出。
對於乙個初生機構來說，具體運營上的細節可以依靠時間和經驗去磨練，依靠全球招聘的優秀人才加以彌補，但橫亙在亞投行面前更大的障礙，還有中國作為最大出資方對多邊機構開放、互利、共贏理念的認同和實踐。
原標題：學界加緊研判亞投行機遇和挑戰並存
譚淞(東興**巨集觀經濟研究員)
亞投行不會改變
世行等的運作模式
譚淞在近日發表的一篇名為「亞投行成立在即，機遇挑戰並存」的報告中提出，亞投行的成立，與舊國際金融秩序不能滿足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有著密切關係。中國製造業發展到現在的階段，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可避免會對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形成挑戰。
譚淞表示，亞投行的成立，有助於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形成和國際金融秩序的改善，但不會改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的運作模式。中國作為這些國際金融組織的成員，同樣會繼續在組織內部發揮應有的作用。人民幣在亞投行的資本構成中占有較大份額，便於直接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進行貸款和投資，這將增大人民幣跨境存款的規模，增加離岸人民幣的**，加快培育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形成乙個以實體經濟為後盾支援人民幣走出去，又以人民幣走出去為槓桿拉動需求的良性迴圈。
亞投行和它的前輩們
亞洲開發銀行總部馬尼拉定位扶貧援助成員國數量67 主導國美、日建立背景亞太合作
世界銀行總部華盛頓定位減輕貧困成員國數量188 主導國美國建立背景布雷頓森林
亞投行總部北京定位基礎設施成員國數量42 主導國中國建立背景一帶一路
2023年03月30日09：28**：金融時報
亞洲新未來
與既有的世行、imf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亞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項制度創新，是改革中的新成果。作為乙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要利用亞投行這樣乙個平台實現兩大目標，即為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好的基建設施，與亞洲國家一道推動地區的發展繁榮，提公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 與世界銀行（世行）、國際貨幣**組織(imf)、亞洲開發銀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亞投行是乙個全新的多邊金融機構，它更多地體現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意志，它的建立印證了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的新變化：
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已不再適用於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佔據全球經濟總量「半壁江山」的新時代。
亞投行是全球治理改革新成果
劉宗義認為，與既有的世行、imf和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亞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項制度創新，是改革中的新成果。這個「新」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首先，中國一再強調亞投行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建設性，其中全球各國爭相加入亞投行就是對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最好詮釋。
從最新名單中可見，參與國家已大大超出了亞洲和歐洲，輻射到了美洲大陸。事實證明，由中國發起籌建的這一全新的多邊金融機構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並且，隨著成員國數量的增多，中國佔股會相應下降，這表明中國雖在亞投行中有主要影響力，但並不刻意尋求「一家獨大」。
這是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最大不同。
其次，亞投行強調補充性，而非挑戰性，強調合作共贏，而非對立對抗。亞投行建立的初衷是為了滿足亞洲龐大的基礎建設需求。目前，即便專注於亞洲地區的亞行，其每年約13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遠遠無法滿足亞太地區龐大的基礎設施資金需求缺口，據估算，亞太地區未來10年間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
對此，在美國把持下的世界銀行、imf以及美國和日本共同主導的亞行等國際機構日前也紛紛向亞投行丟擲了「橄欖枝」，表示樂意與其進行合作。
「第三，從治理結構來看，亞投行體現了什麼叫『大國責任』。」劉宗義說。無論是世行、imf，還是亞行，它們更多地是為主導國自身利益服務的，很多標準都與國內政治、人權掛鉤。
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投行雖然以亞洲國家主權信用作為擔保，建立之後也會制定一系列標準，但中國已承諾絕不會藉此干涉他國內政和人權。作為乙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要利用亞投行這樣乙個平台實現兩大目標，即為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好的基建設施，與亞洲國家一道推動地區的發展繁榮，提公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
中國推動重塑國際經濟新秩序
若追溯歷史，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構架形成於二戰結束之際。當時，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世行的前身——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imf是兩大核心機構，與2023年生效的世貿組織前身——關貿總協定一道，組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框架，標誌著二戰後美國在全球經濟中主導地位的確立。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既有的治理構架也面臨改革的迫切需求。
特別是在2023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僅靠以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和八國集團（g8）早已無法有效應對危機，全球政策協調和危機救助必須有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參與，二十國集團（g20）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