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文學翻譯；歸化；異化
指出歸化和異化都是重要的翻譯策略，兩者相輔相成，對文學翻譯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引言歸化與異化是文學翻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簡單回顧歸化和異化策略在文學翻譯中應用的歷史,從晚清時期的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一百年歸化為主調，20世紀最後20年對異化、歸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翻譯：歸化和異化的繼續發展。
並指出歸化和異化相輔相成，對立統一。譯者應根據在翻譯中涉及的多種因素進行取捨，創造高品質的譯品。
1歸化和異化概述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直譯和意譯是翻譯的兩種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張培基等學者所編的《英漢翻譯教程》中解釋直譯（literaltranslation）為：「所謂直譯，就是在譯文語言條件許可時，在譯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內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別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
但直譯不是死譯或硬譯。」……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譯教程闡釋直譯：「直譯指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作的語言形式、包括用詞、句子結構、比喻手段等等，同時要求語言流暢易懂」（範仲英1994：
90）。而意譯則認為語言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表達形式，當形式成為翻譯的障礙時，就要採取意譯。翻譯的歸化/異化概念直接**於2023年德國學者schleiermacher（施萊爾馬赫）《論翻譯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譯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引導讀者靠近作者，另一種是引導作者靠近讀者。
但並未授以具體名稱。2023年美國學者的《譯者的**》定義這兩種方法為異化/歸化。venuti是異化派翻譯的代表。
他提出「反翻譯」的概念。指出翻譯的風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語的文字中要突出原文之「異」。他說：
「反對英美傳統的歸化，主張異化的翻譯，是要發展一種抵禦以目的語文化價值觀佔主導地位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以表現外國文字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郭建中1999：192-193）在討論異化翻譯時，他對歸化翻譯的策略作出了描述：
遵守目標語文化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公然對原文採用保守的同化手段，從而達到讓譯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歸化翻譯的最大特點就是採用流暢地道的英語進行翻譯，在這類翻譯中，翻譯者的努力被流暢的譯文所掩蓋，譯者為之**，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被掩蓋，目的語主流文化價值觀取代了譯入語文化價值觀，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譯作由此而變得透明。從後殖民理論吸取營養的異化翻譯策略則將歸化翻譯視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謀，是文化霸權主義的表現。
所以，venuti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美國翻譯家奈達（nida）是「歸化」理論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對等」和「讀者反映論」的觀點。在各種不同場合，他重複「最切近的自然對等」概念這一觀點，既「譯文基本上應是源語資訊最貼近的自然對等」。
「歸化派」認為，不應該將源語中的語言體系和文化現象強加在譯文讀者身上；文化差異必然帶來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礙，既然翻譯的主要任務是文化交流和傳播，就應該避免文化障礙，而「異化」則不可避免地帶來這種障礙；對譯文讀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應該有過高要求，而是應該將源語以最貼近目的語的形式呈現給譯文讀者，使之理解起來更容易。
直譯/意譯同歸化/異化翻譯他們之間有著相似和差異。王東風在《中國翻譯》「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一文中開門見山地指出，「歸化與異化之爭，是直譯與意譯之爭的延伸，可謂由來已久。
」歸化和異化可看成直譯和意譯概念的延伸，但並不完全等同於直譯與意譯。…（王東風，2002：24-25）
2歸化和異化策略在文學翻譯中應用的歷史
從晚清時期的19世紀7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先後出現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紀頭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後的十年，第三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七年(真正繁榮的也就是5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孫致禮，2002)
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文學翻譯除「五四」後十餘年異化譯法一度占上風外，大部分時間還是以歸化譯法為主調。2023年，嚴復提出了「譯事三難：信、達、雅」。
2023年，林紓翻譯出版了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先後翻譯了180多種西方文學作品。，當時的翻譯者考慮的並非是要忠於原作，而是如何適應當時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
晚清時期，白話運動蓬勃開展，但當時的譯者除個別以外，都不願用白話文翻譯，而堅持用文言譯作。這樣不但讀者覺得晦澀難懂，譯者自己也覺得頗受束縛，不得不對原文加以改動和刪減。所以，為了博得廣大讀者的青睞，譯者大都採用敘述法，常常出現譯文的夾議夾作、改寫改譯。
這個時期的文學翻譯除了少數外來詞的引用外，基本上是以歸化為主導。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我國的文學翻譯又掀起了乙個新的高潮在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帶動下，當時的作家和翻譯家試圖從外國文學中吸取營養，以達到改造文學、改造社會的目的。魯迅提出「易解」和「丰姿」是翻譯的雙標準，較嚴復的信、達、雅三標準具有更大的涵蓋力，使其得到了豐富和深化。
他主張譯者只能「改換衣裳」即轉換語言形式，而不能「削鼻剜眼」，即盡量保持原作的「異國情調」，提出翻譯「以信為主，以順為輔」「寧信而不順」可謂在文學史上高揚一幟。但同時也導致一定程度上的生硬翻譯。因此，從3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譯界在翻譯方法上出現了乙個「逆反應」，歸化法再次佔據了主導地位。
張谷若從30年代開始翻譯的時候，翻譯並出版了哈代的《還鄉》和《德伯家的苔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遵循兩條翻譯原則：(1)不能逐字死譯；(2)用地道的譯文翻譯地道的原文。
朱生豪由30年代中期走上翻譯道路，他在《莎上比亞戲劇全集》譯者自序》中，明確反對逐字逐句對照式的硬譯，提倡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韻」。我國30、40十年代的文學翻譯比較強調傳達原文的「神韻」，比較看重譯文的通順流暢，而不怎麼注意傳達原文的形式，不僅如此，甚至還可以隨意「更易原文之結構「。他們走的是歸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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