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文集

2023-02-08 04:45:05 字數 4572 閱讀 7628

天下雜談:公務員最「幸福」是好事嗎

近日,江蘇衛視與零點研究諮詢集團,聯合13家**發布了歷時三個多月調查的《2009幸福指數調查報告》。從不同職業來看,公務員的職業優勢給他們的家庭、婚姻生活帶來諸多好處,公務員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體驗尤其顯著。

看到這則新聞,筆者忍不住要狠狠地表揚一下公務員群體「苦中作樂」的精神。尤記得去年新聞稱:新發布的公務員健康***顯示,中國領導幹部98%體檢異常,近半公務員每日感到疲憊;同時,約四分之一公務員患有痔瘡,五分之一有慢性腸炎和脂肪肝。

身體如此孱弱,幸福如此彪悍,真的不容易。

當然,調查也為我們解開了幸福感的謎底:來自全國城鎮、農村的15801份調查問卷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賺到錢才能「賺」到幸福。那麼,公務員的幸福感來自**呢?

深圳的例子可以揭開答案。3月24日,深圳首批公開招聘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將進入面試階段,據深圳考試院資料顯示,350個職位,34545名考生應考,成為深圳有史以來報名人數最多的一次考試,也是公務員招考報名人數最多、競爭比例最大的一次考試——與之對應的,是「起薪7000元,最高1.5萬元」的行政執法類公務員薪資標準。

在勞動力拐點遲遲不到、各行業勞動報酬結構性失衡的客觀背景下,公務員薪資待遇雷打不動地穩步前進,想不幸福也難。更為重要的是,公務員因更接近各類公共政策,在制度完善之前,較為容易「近水樓台先得月」,「從而給他們的家庭、婚姻生活帶來諸多好處」——譬如子女入學、公務辦理、分享資源等。有形的薪資與無形的權力,成就了公務員群體的高幸福指數。

筆者認為,在幸福的江湖裡,公務員扮演「老大」的角色,實在不是什麼好事。這倒不是說公眾對於公務員的幸福有成見,而是公務員的幸福感來自「職業優勢」讓人擔心,「職業優勢」說白了就是潛規則下的「有身份好辦事」,它擠占的是公平規則下的機會與資源,它的「發展壯大」不利於市場或社會自身規律支配經濟社會正常執行。

「企業監管不當」讓注水肉笑了

鄧海建4月2日,有****了佛山市高明區肉聯廠菜牛屠宰時出現牛肉注水事件,引起社會普遍關注。4日,當地食品安全委員會、農業局、經貿局、工商局等部門就此事做出回應,表示經初步調查,**對該區注水牛肉的報道屬實,由於肉聯廠監管疏忽,導致出現菜牛屠宰戶往牛肉中注水的問題。

國有肉聯廠,賣出注水肉。這事發生在所謂民族企業竟然也往三聚氰胺中摻奶粉、部屬企業也敢把問題疫苗往公眾身體中注射的當下,算不得多新鮮——新鮮的算是調查結果:****後,據說地方部門反應神速,「經調查情況屬實,系企業監管不當所致,當地食監部門道歉」。

「情況屬實」,就是說牛肉中的確注水了;「系企業監管不當」,明確了注水牛肉的責任方;「當地食監部門道歉」,則純屬沒事找事、主動往道義上攬責,以表示對吃了注水牛肉的買家的悲憫。新聞還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瓊瑤式」的細節:譬如,2023年有關部門就接到注水牛肉的投訴,當時便制定了《佛山市高明區食品企業集團肉類聯合加工廠菜牛屠宰管理暫行規定》,肉聯廠與屠宰戶簽訂《高明區菜牛集中屠宰協議書》;再譬如,「手工屠宰監管難度大,屠宰戶素質較低、守法經營意識較差,甚至對屠宰場及駐場檢疫的畜牧獸醫工作人員的警告和勸阻都置之不理,並對工作人員進行言語威脅和謾罵」……至此,我們含淚讀懂了兩層資訊:

一是當地相關部門早就跟生產者講清楚了,你要守法你不要注水,你不聽話當然不能怪管理者;二是工作人員忍辱負重,長期在素質低下的屠宰戶那裡幹活,都快要挨打挨罵了,你還好意思讓人家對肉品質量負責?

所以,牛肉注水了,就是注水者的事情,是他們素質低下、野蠻貪婪,遭受恐嚇辱罵的工作人員還能在出事後公開道歉、而沒有晾曬他們受傷的小心靈,實在難為他們了!按照常理來說,事件發展到****的地步,往往基本已成路人皆知的秘密,獨獨職能部門需要假裝不知情罷了;但既然注水肉事件中,相關部門又是知情的,即便屠宰戶再兇蠻,執法者為什麼不能秉持法治力量?所謂「肉品監管」,難道就僅僅是企業的自查自糾?

換言之,如果肉品監管只是企業的責任,那麼,公共財政還要養專業人員幹什麼?

市場經濟的動力就是逐利。逐利無可原罪,企業有點違法違規的小念頭也不奇怪,因為市場經濟畢竟也是法制經濟,只要監管體系不至於漏洞百出,必然能約制企業的那些小念頭不至於兌現為現實。大多數企業不會天然流淌道德的血液,即便是流行的「社會責任」,也是規則下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的監管,從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監管,沒有誰指望企業在暴利面前壯士斷腕——但我們還有公共管理部門可以依仗,他們的職能作為,對應著市場的純淨度與秩序。

面對一塊注水的牛肉,即便我們將肉聯廠置之死地,恐怕也不能算是理性的市場思維。市場從不相信眼淚,市場也不需要煽情,該誰的責任就誰買單,權責對等是最基本的邏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了這麼多年,出了問題也就罷了,總不至於還要開出讓注水肉笑話的罰單吧。

記者應勇敢進行**監督

無記者,不新聞。今日有幾則關於記者的新聞,讀來令人五味雜陳。一是昆明五華區就「北倉村農貿市場衝突事件」召開新聞發布會,通稿認定「記者強行穿越警戒線、執法人員依法進行強行處置」,生活新報編委當即表示強烈**;另一則是《****》回顧近日記者遭襲影象留存始末,所幸攝影記者拼命按快門,靠盲拍留證;此外還有紅***,因記者**二手房「權威」統計資料偏離實際、「摻水資料」被****等問題,相關**打**威脅恐嚇,並充斥著「狗屁」等粗俗言語。

做新聞不容易,如果碰上失範的權力,做**監督類新聞就更不容易。去年記者節,新聞出版總署對新修訂的《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進行解讀,其亮點無疑是事關記者權益保護的:各級**及其職能部門、工作人員應為合法新聞採訪活動提供必要便利和保障;同時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機構及其新聞記者合法的採訪活動。

客觀地說,近幾年,記者權益保護與公民社會一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我們也看到,個別地方幹部濫用權力對**監督進行挾私報復也時有出現。

去年,***主席在世界**峰會上鄭重表態,鼓勵支援**在**監督方面發揮作用,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可是,在個別地方記者採訪時仍可能遇到不可測的風險。

每每遭遇以上事件,我們都呼籲保護記者權益、捍衛社會良知,這當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有乙個潛在邏輯我們其實都明了:記者權益其實只是公民知情權的細分與延伸;記者權益保護上的問題也不是無法可依的棘手事件,只是一些人濫用權力、不遵守法律而已。某種意義上說,記者挨打的、被罵的,不是因為記者脆弱了、法律滯後了、保護不力了,而是他們的鏡頭與筆墨直接社會弊端,才會引來既得利益者或濫權群體的「條件反射」,刺激越大,反射越烈。

記者也是人,也有其體制屬性與階層屬性,這個群體也會出現是是非非,這種職業也無法承載全部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但記者這份職業的價值,卻是不可抹殺的,沒有記者,就很難有真相的揭示與**的引領。

記者所受的傷與痛換來的終將是社會的進步,因此,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艱辛,記者們仍應勇往直前,而整個社會也應給記者多一些關愛與支援,讓**監督成為推動時代前進的強大動力。

沒有貧民的城市是不是我們的理想?

貧民進不了城市,於是城市就沒了貧民窟———相較於貧民窟給城市帶來的困擾,「進不了城」的鬱悶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呢?聯合國人居組織在《千年宣言》中提出了建設「無貧民窟城市」的目標,力爭在2023年使世界城市中的一億貧民區內居民的生活獲得重大改善。但是,「無貧民窟城市」的定位顯然不是概念偷換成「無貧民城市」的詮釋。

國家***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日前稱:作為**的考慮,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現像巴西、印度等國的「貧民窟」現象。在中國沒有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原因是我們限制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

當然這種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妨礙了中國農村的發展。(4月13日中廣《經濟之聲》)

很多人不能理解中國大城市近乎妖嬈的有序與整潔以及不少城市對這種有序整潔的「強迫症」。城市化與現代化就像一陣風,蕩滌得我們一塵不染。我們擁有輕盈如芭蕾般的高速交通系統、時髦的大型購物中心和壯麗的cbd,但即便上海和北京街頭的流浪漢加起來,怕也只是紐約的零頭而已。

即便是這樣,驅趕之聲、邊緣之策仍不絕於耳:比如禁止群租,比如扣上「治安危險分子」的帽子。

我們為什麼沒有貧民窟?沒有貧民窟的城市是榮耀還是恥辱?這兩個問題息息相關又不便深問。

好在李鐵先生給了乙個誠實而理性的答案:「在中國沒有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原因是我們限制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換言之,如果城市的門檻低一點,貧民窟於我們顯然也不是絕緣體。

城市少了貧民,當然更便於管理、更富於效益,但對於人口的自由流動而言,卻是權利的缺失。中國在2023年的城市化率為47.5%,改革開放30年,平均每年以乙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

不過,即便是在這既有的47.5%之中,在城市就業但不能定居的人口佔到了10%———因此,所謂的「47.5%的城市化率」,實際上能享受到公共服務水平的不到40%。

這不到40%的人口,與貧民無關。

貧民進不了城市,於是城市就沒了貧民窟———相較於貧民窟給城市帶來的困擾,「進不了城」的鬱悶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呢?聯合國人居組織在《千年宣言》中提出了建設「無貧民窟城市」的目標,力爭在2023年使世界城市中的一億貧民區內居民的生活獲得重大改善。但是,「無貧民窟城市」的定位顯然不是概念偷換成「無貧民城市」的詮釋。

提出這樣的反思,並不是為了吹毛求疵。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對城市模式的**,從來沒有停止過。從「烏托邦」到「理想城市」,從「理想國」到「田園都市」,一系列的理論和模式無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間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質吐納上的平衡與和諧。

當下中國城市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答案應歸於「公共服務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令城市「整齊」得有些怪異:

比如城市溫情的缺失、人際關係的斷裂,諸如此類的症候正逐一凸顯。

什麼樣的城市是我們的理想?它至少應該涵蓋以下幾個要素:完善的居民構成,合理的房屋所有權結構,完備的基礎設施,適宜的居所環境,充分的就業與創業機會,以及深厚的城市凝聚力。

在這些要素中,「居民構成」是最基礎的環節。很多人都在講,說城市要「悅納」窮人———這個說法其實很有偏頗,因為正常的城市本來就離不開窮人,而不是以居高的姿態去恩賞窮人的「進門權」。